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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理:同中国复交近两年来的体会

2018年09月07日 12:08 来源于 财新网 | 标签:列国大使带你纵观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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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2月20日,圣普政府作出重要政治决断,宣布和中国政府恢复中断近20年的外交关系。这也使圣普成为2016年5月台湾地区领导人更替后,首个同中国恢复外交关系或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
资料图:圣普总理特罗瓦达(Patrice Émery Trovoada)。图/财新世界说 余佩桦

  【财新网】(记者 曾佳 世界说 余佩桦 记者 徐和谦)在非洲大陆西岸外海约250公里处的几内亚湾上,座落着一个人口20万、领土面积1001平方公里的岛国——由两座主要岛屿组成的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下称圣普)。

  国土面积只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相近的圣普,是全非洲除了塞舌尔,国土第二小的国家。不过,面向石油和矿产资源蕴藏丰富的几内亚湾沿岸,圣普的长远愿景则是在未来将自身发展为“西非的新加坡”,为区域各国的出口、转运,发挥枢纽作用。

  由于扼守西非多国航道和出海口的战略位置重要,2002年美国国防部还曾考虑在圣普的主岛圣多美岛上修建海军基地,以确保石油运输和海上贸易安全,不过该计划迄未实现。这个国内生产总值仅4.4亿美元、人均GDP刚超过2000美元的国家,刚刚摘去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的帽子;而长期接受IMF等多边机构援助的圣普,仍在寻找一条发展的自立之路。

  2016年12月20日,圣普政府作出重要政治决断,宣布和中国政府恢复中断近20年的外交关系,同时与台湾地区当局“断交”。这也使圣普成为2016年5月台湾地区领导人更替后,首个同中国恢复外交关系或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此前,在非洲地区还有冈比亚在2016年3月同中国复交;此后,则有布基纳法索在2018年5月同中国复交。

  不过,在圣普与中国正式复交之前,中国与圣普的经贸关系就已开始“解冻”。

  2013年11月,中国政府驻圣普联络处成立。2015年10月,中国港湾与圣普政府签订《圣多美深水港项目PPP合作模式谅解备忘录》,开始研究在圣多美岛建设深水港的可行性。

  9月3日,在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前,圣普总理特罗瓦达(Patrice Émery Trovoada)接受财新记者专访时并不讳言,从深水港项目的MOU签订至今,遇到了很多的挑战,包括IMF和中方都对圣普政府能否负担得起建设开支抱有担忧。而圣普方面也在磋商后,提出缩小投资规模、减少港口规划吞吐量,把投资额由原定的8亿美元删减至2亿美元等务实调整方案。

  这位西非岛国的总理说,在这个过程里,即便他能够感受到其他方面或出于经济担忧或出于政治压力的议论,但中方对圣普的态度,始终真挚而坦诚(sincere and honest)。他还希望,这个尚在研议中的深水港项目能在6个月内得出可行与否的结论;如果能够敲定,圣普政府希望在4年后完成第一阶段建设。

  除了作为国家重大项目的深水港,圣普在2016年底与中国复交后,还在2017年与中方签定了为期5年的双边合作协议,内容涵盖道路建设、卫生、社会住宅、机场跑道延长、农业技术协助、电力与健康照护等多样化支持,协议总体规模在1.46亿美元左右。

  “各国都是从本国的利益出发的,因此,我不认为中国会在财政等相关事务上,为非洲铤而走险”,“在非洲有风险敞口的银行都是接受国际评级的机构。它们不会为了非洲,就使评级面临下调的风险”。

  在回应近来围绕中非关系的所谓“债务陷阱论”“金融风险论”等时,特罗瓦达作出了如此回答,“既然所有人都在讲‘自由’,那么我们作为一个国家,也有选择合作伙伴的自由”。

  据圣普政府在2018年7月9日提交给IMF的文件显示,圣普政府的担保债务占GDP比率在2016至2017年间,已从67.6%下降到56.6%。

  56岁的特罗瓦达出生于政治世家,其父米格尔·特罗瓦曾在上世纪90年代担任圣普总统长达8年。

  特罗瓦达本身则在2001─2002年间任圣普外长,2008年2月首次出任总理。但3个月后便因议会对政府的不信任投票成立而去职。

  2010年8月,特罗瓦达再次出任总理,直到2012年底又因所属政党在议会中失去多数而下台。2014年11月,特罗瓦达带领民主独立党再次赢得国会大选,并拿下稳定过半多数,于焉三度出任总理。圣普的下一次国会大选即将在2018年10月举行。

  2006年起,圣普依据新宪法实行总统─总理“双首长制”,总理率领多数党组成政府,主导日常政务决策;总统仅在国防、外交领域拥有最后决策权,并负责任命总理。

  9月3日上午,在前往人民大会堂参加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之前,言词爽朗、情绪活跃的特罗瓦达在北京望京的下榻处接受了财新记者的专访。

  在谈到尖锐问题时,他时而慧黠地反诘,时而先与提问者对视几秒后又放声大笑。在受访的几个小时后,作为首次参加中非合作论坛的国家首脑,代表圣普的特罗瓦达和冈比亚、布吉纳法索等三国的领导人,就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主旨演讲一开篇,受到了全场欢迎。

  以下是专访全文:

  财新记者:中国和圣普恢复大使级外交关系快要两年了。你怎么看待中国─圣普复交后,对圣普发展的整体影响?

  特罗瓦达:引领圣普和中国恢复外交关系的首要因素是国际法。其次,则是为了回到中非合作的“全家福”里来。

  恢复中断近20年的外交关系,为加强中国和圣普的合作铺平了道路。当下的中国,与20年前相比,已经完全处在另外一个发展阶段,国家能力也有了很大的变化。与此同时,圣多美也在人类发展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成就。例如,89%的圣普人能够用上电,远超过非洲平均的50%水平;70%的圣普人口能够使用清洁水源;大约所有人都能达到小学6年级的教育水平。这些新的发展意味着,中国和圣普的合作关系也将发生新的变化。在新格局下,圣普希望寻求一个战略性的合作伙伴,帮助我们扭转经济发展的方向。

  仅用过去两年的时间,中国和圣普已成功建立了互信关系。就我个人来说,此行来北京参加中非合作论坛,已是我近两年来的第三次访华。而2018年年初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也访问了圣普。这证明,两国已经准备好在发展双边关系方面,迈出下一步。

  中国和圣普的合作关系为双方都开辟了新的发展机遇。在贸易方面,圣多美地处几内亚湾,这个区域是非洲最富裕的地方,也是未来形成自由贸易区的潜力地区。在物流方面,圣多美的地理位置可为周边的许多国家提供服务。就渔业发展前景来说,圣普作为岛国,可出产大量的金枪鱼等海产品。若将圣普的上述优势与中国的高速发展相结合,双方的合作前景相当广阔。

  诚然,圣普虽是非洲最小的国家之一,只比塞舌尔大些。然而,钻石的体积微小,价值却高昂,圣普国土面积的大小,并不会影响中国和圣普深化合作。过去两年中,我们已为发展合作关系做了许多努力,我们对这一进展感到非常高兴。

  财新记者:过去几十年中,圣普与IMF等多边开发机构一直保持着合作关系,并接受他们的资金援助。但当下,一些人对中非关系提出了“债务陷阱”等叙事,并质疑中国参与的海外项目,加重了发展中国家的债务负担。作为一个国家的领导者,你如何看待保持财政纪律和投资基础设施开发之间的关系?

  特罗瓦达:不论我们是否接受IMF的援助,圣普政府都会坚持有效的治理原则,打击腐败、保持预算平衡、避免债务违约。良好的政府治理并不是对特定国家提出的要求,这一原则对所有国家都是适用的。坦诚地讲,圣普愿接受外界的意见和引导,我们也会遵从相应的规则。但如果你是一个好的父亲,你必须负责自己家庭的预算,你的邻居不会帮你搞定家庭财务。

  除了坚持上述原则,我们也必须将政治议程纳入考虑。政治的重要环节,就是做出选择,由自己选择合作伙伴。既然所有人都在讲“自由”,那么我们作为一个国家,就有选择合作者的自由。就中国和圣普的合作来说,双方的关系非常真挚和坦承(sincere and honest)。

  当然,各国都是从本国的利益出发的。因此,我不认为中国会在财政相关事务上在非洲铤而走险。在非洲有风险敞口的银行,也是全球性的金融机构,它们的评级全球通用。如果一家银行的评级是AAA,它会继续从事稳健的业务,不会只为了照顾非洲,而使评级面临下调的风险。

  当某国的财政状况依然比较脆弱时,中国会为这一国家选择有利于投资的金融产品,如优惠贷款、无偿援助等等。中国与圣普的合作就暂时仅限于无偿援助,这是中国政府非常令人尊敬的一种态度。当然,如果有某个项目的营利预期非常乐观,选择借贷合作也无可厚非。

  圣普赞同“一带一路”提出的愿景。如果你想保证贸易路线的通达安全、打开海外市场、若你相信全球贸易有利于世界的和平、平衡与和谐,就要促进相应的基建发展。

  归根结底,我认为,当多方希望进行某一个合作项目时,没有哪一方应当承担更多风险。虽然在某种程度上,风险总是存在的,个人生存、治理国家都是要冒险的,而我们必须面对它。圣普的政府债务与GDP之比在60%以下,这与欧洲的许多国家相比并不过高,例如葡萄牙的债务就是该国GDP的130%,但这些国家仍能通过市场进行融资。因此,重点不是债务的大小,而是合作项目的优劣及其盈利前景。作为一国的法定领导者,我的责任是维护国家的利益,并据此采取合适的行动。

  财新记者:在一些朝野政治竞争比较激烈的非洲国家,对内,执政当局与中国的合作,经常会遭遇在野党或反对派媒体的质疑。对外,中国和圣普关系的快速升温,是否让与北约有合作传统的圣普,感受到若干来自华盛顿的压力?

  特罗瓦达:我们承认,一些国家的确在这方面有相关利益,有时这会对圣普构成压力。但说到底,如果你是一个外貌俊朗的男人,最后要选谁当伴侣,你还得自己决定。

  另外,来自在野党的批评声一向都存在,各方衡量利弊时的立场不同是自然的。但在重要问题上,大家仍需最终达成一致。可以说,支持中国的投资及发展中国与圣普的合作,已是多数党派的共识。

  对于反对党来说,如果执政党推动的中国─圣普合作项目成果显著,反对党就难以有理有据地抨击它,因为民众也见证了这些项目带来的好处。不过,当你想批评别人的时候,往往会特别有“创意”,会挖掘出很多可批评的点,所以有批评的声音是很正常的。

  但如果对道路、医院、港口、电力、清洁水源等基础设施予以批评,我认为并不公平。批评这些项目的意义在哪儿呢?

  发展一国的经济,不应受到特定意识形态的左右,或者纯粹为了权力斗争。执政者应首先注重消除贫困。2014年时,圣普仍在“最不发达国家”之列,现在已经跻身“中等收入国家”。圣普位于几内亚湾,这里是非洲发展速度最快的地区,周围有20多个国家、超3亿人的消费者市场。圣普可借鉴新加坡的发展模式,成为尼日利亚、科特迪瓦等邻国的中转站。不仅如此,几内亚湾沿岸还蕴藏着铜、铀、石油、天然气、钻石矿、金矿等各种资源,发展潜力十分广阔。

  中国从来不干涉他国内政,因此中国和圣普的合作不存在主权受侵犯的顾虑。事实上,我认为中非合作的深化,有助于加强非洲大陆的和平稳定。毕竟,当你在医院、住房、港口、机场等基础设施上投资时,也容易促成当地的稳定。对此,多数民众是高兴的,一旦经济有了发展,政局也会比过去稳定许多。这对于圣普和中国来说,是双赢的局面。

  财新记者:自2016年圣普率先和中国恢复外交关系,并与台当局“断交”后,2018年5月,布基纳法索也作出了同样的决定。在布基纳法索或其他非洲国家考虑作这样的决定之前,他们会先来寻求你的建议、或是听取圣普的经验吗?

  特罗瓦达:如果我们认为自己做的事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就该与大家分享。嗯?可以这么讲吧,我是布基纳法索总统的一个很好的朋友。

  财新记者:中国港湾在2015年10月与圣普政府签署了深水港项目的PPP合作模式谅解备忘录。这个项目目前进展如何?

  特罗瓦达:这个项目的进展有点落后于我们的预期。2015年,两国尚未恢复外交关系时,就已签署了这一项目的谅解备忘录。圣普政府希望在未来6个月中,这一项目就能有切实的进展─希望能确定做或不做。如果要做,我们预期深水港的第一阶段能在4年后完成。这个项目对于圣普的发展至关重要。

  圣普想要深水港,但我们也面临了许多挑战,并寻求解决。第一,IMF以深水港可能导致政府负债规模过大而反对。因此,我们减小了投资规模。同时,中国方面也对圣普能否负担这些债务表示了关注。但就像我之前说的,我们在解决这些疑虑。

  第二,在财务问题之外,深水港项目也面临了一些政治压力,例如总有人质疑“为什么要找中国”等等。

  财新记者:那目前这个深水港的投资规模是多少?

  特罗瓦达:我们决定将深水港的投资规模从8亿美元缩减至2亿美元,把吞吐量从超过100万个标准箱降至20万个标准箱。

  圣普政府是非常讲道理的。我们认为,我国需要一个深水港,它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自由贸易区的转运站。在港口建设方面,区域内的各国都在积极竞争,都希望找中国合作开发港口。圣普政府不会去跟他们做恶性竞争,而且这些国家都是圣普的潜在客户。毕竟如果几内亚湾的自贸区形成,我们的地理位置是最优越的;既然如此,我们缩小了港口的规模。目前规划的规模也能满足圣普建设渔港、商业港、深水港的需求了,或许小一点,管理起来还更有效率些。

  如果在圣普政府在决定缩减深水港的规模后,仍有外界的指责,仍有国家跟我们说“不不不,你不能拥有一个深水港”。那么,这就超出了财务考虑、经济考虑的范畴,而是政治斗争了。这时,圣普政府就必须自己做出决定,因为这是我们的国家。

  以金枪鱼贸易为例,中国浙江每年产出金枪鱼7万吨,圣普的金枪鱼年产量也有3万吨。尽管圣普希望本国海域内的金枪鱼,都能够在圣普进行转运。但很多金枪鱼的捕猎者却以我们没有深水港为由,拒绝在圣普卸货。由此可见,我们需要一个深水港,但批评者又嫌建深水港太贵了。没有深水港,让我们的资源都被别人榨取走了。

  圣普对于深水港的迫切需求,不仅源于国内的经济发展,我们也相信自身能在区域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比如,圣普可以成为“一带一路”的一员,圣普可以作为几内亚湾次区域的合作平台, 就像新加坡增进地区商业发展一样。圣普希望通过深水港等项目加快整个地区的经济发展,而不是激化地区内部竞争。

  中国与非洲的贸易额已超过每年2000亿美元,中国希望向非洲出口商品,也对非洲的石油等产品有进口需求。既然中国是非洲最重要的贸易伙伴,那么圣普政府谋求对华合作是有道理的。我们看了中国提出的合作条件,非常合理。

  如果要与中国完成一个项目,可能只需要两年、三年五年的时间;但如果是与世界银行谈判,可能就需要先花六年时间来进行研究,且谈判条件包括强制性的对内部体制的干预。

  作为一个务实的领导者,我考虑的是这些基本的、中性的因素,我会理性地从中选最好的方案,但仍有其他人出于政治考量而反对。

  财新记者:对于深水港这一项目,圣普是否进行了可行性评估?

  特罗瓦达:我们总共已有七份可行性评估报告,围绕深水港的财政、经济、技术、环境等问题,有的报告是中国公司做的,有的是其他国家的公司做的。我相信,关于这个项目的研究已经相当成熟。但我们也了解,如果要做,还需要满足各种合规与制度要求。

  圣普政府已将2017年度的赤字压缩至GDP的1.8%,IMF对此也感到满意。那还缺什么?到头来还是政治因素。

  财新记者:目前有其他国家来与圣普讨论过合作开发深水港吗?

  特罗瓦达:还没有。

  财新记者:圣普的地理位置重要,扼守多国在几内亚湾的必经航线,犹如东非的吉布提。圣普是否和中国讨论过“吉布提模式”,例如探讨在深水港的规划范围内,保留设立中国海外后勤保障设施的可能性?

  特罗瓦达:没有,没有。我们并没有就此进行讨论,虽然我相信肯定有人做出了类似“吉布提模式”的猜想,但这不是我们(对深水港方案)讨论的一部分。我们没办法去管别人怎么想。别人有想象的自由。

  但就海事安全来说,我们欢迎中国参与并支持几内亚湾地区的海事安全事务,因为中国在此处也有利益。

  中方需要保障其渔船、商业船只、中国海外社群、华商和中国公务员等人的海上安全。为什么要排除任何一个国家,为反恐、为稳定做贡献呢?我们欢迎中国成为几内亚湾的海上安全战略的一部份,对此,我没有看到任何问题。毕竟联合国就是几内亚湾海上安全战略的一部分。中国是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你们必须成为这一部分,需要在维护全球安全上尽责。圣普政府对此没有异议。在几内亚湾的海上安全方面,我们欢迎中国的合作和支援。但是在讨论深水港项目的时候,后勤保障设施等等,不在我们协商的范围内。

  财新记者:圣普与尼日利亚在几内亚湾建立了石油勘探联合开发区,圣普政府还从中获得了每年近5000万美元的石油开发牌照费,使得政府年收入翻倍。圣普政府如何保障本国多个产业的均衡发展?

  特罗瓦达:石油勘探是风险极高的一个领域,并不限于圣普与尼日利亚启动的联合开发区。此前,围绕几内亚湾石油的期待以及投机活动都比较多,这种热忱一度冷却,随后又高涨了起来。当下,圣普的专属经济区(EEZ)预计在未来18个月内启动勘探活动。

  为避免圣普也染上“荷兰病”(Dutch disease)、出现石油业兴旺而其他产业随之衰落的情况,我们对石油产业的发展进行了谨慎的规划。即使勘探不到石油天然气,圣普也会继续发展渔业、旅游业、物流业等经济板块,政府收入也会随之增长。如果油气领域能够有所发展,或者会小幅加快渔业等其他产业的发展速度。

  圣普政府希望令民众快乐,而快乐并不只是构筑在建设铁路、机场等物质满足上的,还与生活品质、环境质量、医疗条件、教育条件、尊严等密切相关。圣普政府有责任为本国人民建立一种文化认同,让民众更关心与人相关的因素。

  如果我可以大胆地梦想一下,我清楚,圣普若想满足国家和人民在这些方面的需求,仍面临一定的财政压力。我们更应投资那些直接应对非洲本身需求的领域,比如公共卫生。为什么非洲仍需和疟疾等疾病抗争,而无法开发出疟疾疫苗?大概是因为非洲贫困,对疟疾研究的投资回报并不乐观,因此人们不愿投资那些能改善穷人生活的公共卫生领域,资本都涌向了整容等产业,因为富人有能力让这些投资收益丰厚。

  非洲除了医疗亟需投资,食品、林业等产业也渴望资本投入。可以说,非洲有世界的“食品带”。现在全世界的每个角落都有“混搭风料理”,其大部分原料都产自非洲。同样,森林、水资源等行业都需要外来资本。

  不过回到政治,他们会允许我们如此梦想吗?所以,中国和非洲的联合非常重要。

  非洲和中国来自相同的背景,我们也都追求一个相同的愿景——希望世界更加平衡。圣普对外没有野心,不过我们也知道国际政治的游戏规则。我们希望从更加平衡的国际体系中获益,圣普不想一直扮演“失败者”的角色。

  财新记者:圣普如何看待非洲一体化和区域一体化的议题?在一体化的前景下,中非合作下一步怎么走?

  特罗瓦达:圣普赞同一体化的议题,构建更大的共同空间非常重要,因此我们采取了自由签证等政策,以向邻国表明本国倾向一体化的态度。具体来说,非洲的一体化应从区域一体化开始。在非洲内部的不同区域,有各种民族共同体、历史共同体、文化共同体等。有时,一个家庭也会因为国界的划分而分居在国界两侧,但这两国的国民是具有同质性的。因此,在中非、西非、东非等地区促进地区紧密融合,是推进非洲整体一体化的关键步骤。

  有些非洲国家对于一体化存在抵抗心理,而圣普努力让多方深入了解一体化的利处,及构建更大空间的需要。圣普的人口只有微不足道的20万,但即使是拥有2亿人口的尼日利亚,也仍有开拓共同市场的需求,他们无法脱离地区发展而单独求生。

  非盟在促进整个非洲的经济一体化等方面做得很好,不过我个人更加务实,我认为,应从构建更小范围的共同空间起步,并加快地区一体化节奏。欧盟的28个成员国每月都要进行多次会谈,而非洲各国每年只举行两至三次会晤,这说明各国应加速多层级措施,为一体化采取更多行动。除了首脑级别的磋商,部长级、地区级、甚至各国的大学等其他级别的会面也非常重要。

  包括像大学之间、部族之间,它们的一体化合作并不需要国家首脑的批准,它们彼此也不应该竞争,而应分享信息和资源。

  在非洲一体化方面,中国也可助我们一臂之力。在与非洲各国单独合作的同时,中国也可以倡议多国合作,例如用铁路联通非洲各国。除了铁路,中国还可通过在非洲投资建设横跨多国的电网、建设招收非洲各国学生的大学,加强区域内合作。如果中国投资的一所大学向5个非洲国家开放,这些来自非洲各地的学生就能聚到一处,和彼此交朋友。

责任编辑:徐和谦 | 版面编辑:吴秋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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