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观察】美国“拥抱”中国的多种方式 （8月22日 PM）

　　中国究竟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对美国来讲是威胁还是机遇，是敌还是友？在日前于美国科罗拉多州阿斯平举行的“阿斯平战略集团”年会上，以上话题成为与会的美国前政要与国际问题专家的讨论焦点。
　　作为一个迅速崛起的经济和军事大国，中国对美国的上千亿美元贸易顺差，令许多美国人相信，他们的就业机会被中国抢走。而诸如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等鹰派人物则对中国所谓“军费开支不透明”抱怨不已。
　　但是，真正研究和了解中国的专业人士指出，当今的中国在经济和军事上都难以真正对美国构成挑战：中国人均1700美元的收入只是美国的4%，而研发能力也只达到美国的10%；多数美国金融专业人士也知道，人民币的升值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此外，在美国的中国专家们看来，中国更面临着来自国内的重重挑战：收入分配高度不均，为上千万农民工创造工作机会的巨大压力，严峻的环境问题，贪污腐败现象等等。
　　与会学者认为，美国对中国的外交政策在总体上是“谨慎乐观”的态度。按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前国防部副部长约瑟夫·奈（Joseph Nye）说，美国对中国的态度总体上就是“既要拥抱，又要对冲（风险）（embrace, but hedge）。”
　　“从1995年克林顿总统和江泽民主席会面时起，美国就已经接受了一个强大的中国。”约瑟夫·奈说。他本人倡导美国接纳中国，将中国同国际社会整合在一起，并鼓励中国成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员。但奈认为，如果一味的逃避美中关系的敏感问题，在美国同其他亚洲国家加强相互关系和军事合作的情况下，可能造成难以预见的危机。
　　曾在福特和老布什政府担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在一次采访中说：“虽然中美之间有一些矛盾存在，但是双方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有的只是文化和历史传统的不同。因此，两国之间需要的是对话。对话应该在罗伯特·佐利克模式内进行。”2005年9月，时任小布什政府副国务卿的佐利克提出，中国应成为“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在中美两国引起巨大反响。
　　在增进两国相互了解和信任方面，得克萨斯大学伦敦詹森公共事务学院主任、前布鲁金斯学会副主任及外交政策学主任詹姆斯·斯坦伯格（James Steinberg）说：“这涉及到两个层次的问题。第一层是总统级别的，需要两国的领导层共同努力；另一层则在于基层，在于民众之间的交流。同韩国和日本相比，去中国的美国人要少很多，学习汉语的人也很少。现在，我们正努力在得克萨斯的奥斯汀建立一个孔子研究会。”
　　布鲁金斯学会副主任及全球经济与发展中心主任蕾尔·布雷纳德（Lael Brainard）建议，下一个层次的战略对话，应当建立在若干有基金赞助并任务明确的具体合作项目上。她建议，可以以艾滋病预防或者类似的医疗卫生项目作为开始。此类以医疗为主题的资助比较容易得到国会的批准。
　　其他的与会者，比如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前中情局局长、国防部副部长约翰·杜伊奇（John Deutch）则建议，通过公私合作，与中国分享清洁能源方面的技术——比如碳俘获和封存技术。这项技术处理每吨二氧化碳需要30美元，这意味着每年需要超过2000亿美元来处理全中国每年的碳排放量。这个价格对任何一个单独的方面来说都是难以承受的，但是可以从小型的公私合作起步。或者按照一些与会者的建议，同其他发达国家共同合作。
　　在能源问题上，美国专家们的一致意见是，鼓励中国以透明的方式通过国际市场来购买石油和天然气，而不是通过签订国与国的协议的方式来取得。但是，与会的多数人也认为，美国国会2005年阻止中海油竞购优尼科公司的举动是不明智的，因为这加深了中国对于国际能源市场的不信任感。
　　与会专家还认为，把中国排除在国际能源机构（IEA）之外是不恰当的。由于中国并非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成员，所以短期内还不可能成为IEA的成员，但与会学者认为，可以通过一些创造性的方法，来使中国和国际能源机构建立某种联席会议，比如成为IEA非正式伙伴，或者在IEA之外建立某种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