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学者认为，中美两国能否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达成一致，是“后京都全球气候协定”能否实现的关键
中美两国能否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达成一致，是“后京都全球气候协定”能否实现的关键。美国当地时间5月8日，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钱德瑞（William Chandler）在华盛顿举行的一场研讨会上如是指出。
“倘若两国的思维方式仍然局限于能源学家乔·罗姆（Joe Romm）所谓的‘共同自杀式合约’——相互推诿，认为只要对方不行动，自己就有理由无所作为——世界其他国家在制止全球变暖上做出的努力，将以失败而告终。”钱德瑞说。
钱德瑞认为，最近在中美两国发生的新动向体现了两国在气候治理方面的共同意愿，也昭示了合作的可能性。
在美国，尽管联邦政府反应迟滞，但州级政府态度积极。美国50个州中，将近一半都在削减二氧化碳排放方面做出了重大承诺。在去年年底的巴厘岛联合国气候会议及其他场合中，中国的高层领导人也就控制气候变化做出了自己的承诺。作为中国政府智囊机构的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曾表示，中国可以在2020年前将排放量增长率消减到当前水平的一半；在此水平上，到2050年将绝对排放量削减三分之一。
钱德瑞认为，这些进展固然可喜，但仍存在局限。他说，虽然中国的中央政府为高效及清洁能源的发展制定了有力的政策，但具体贯彻落实的地方领导们却缺乏准备，也缺乏资源。他还指出，一些法律的可贯彻性不强。例如，《清洁生产促进法》主张企业“收集并利用自身的废料或废热”，却没有提供现实的动力、政策优惠或财政支持。
“在执行过程中，这一法规基本上被忽视了”，钱德瑞说。他建议中国中央政府提供资金、培训、专业知识、税务和监管的灵活性来支持这些地方领导。他同时指出，美国各州，特别是加州，也可以同中国地方领导人分享治理经验。
中国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所长周大地也参加了当天的讨论。他向美国听众解释说，过去衡量地方官员政绩的主要标准是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的成绩，政绩直接与GDP挂钩。“现在，领导人需要学习，需要增加环境和节能方面的意识”，周大地说。
钱德瑞在发言中还强调限制能源需求对于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性。他说，尽管各国致力于寻找替代石油的清洁能源，但限制能源的需求要比提高多样供给更为重要。他引用联合国基金会去年发布的一份报告——“几乎每种可控的替代能源都出现得太迟、规模太小、成本太高。”
钱德瑞说，从限制能源需求考虑，中国应控制高能耗工业的增长，譬如水泥、钢铁和化工产业，政府应出台相关引导性政策，譬如限制对高耗能企业发放贷款。
周大地认为，实现这一目标对于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来说，难度很大，因为中美两国的经济结构不同。在美国，服务业对GDP贡献率达到70%，而中国工业对GDP的贡献率高达50%。此外，两国能源需求的结构也不一样。美国的工业能耗只有30%，而中国的工业能耗是70%。
根据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最新发布的研究报告，中国人均温室气体排放量是美国的五分之一。倘若中国人像美国人一样消费，全球能源消耗将会翻倍，需要再有五个沙特阿拉伯才能满足石油需求。
“当中国打开大门学习西方，看到美国人有大房子、大汽车，我们曾经试图向那个目标努力”，周大地说，“但现在，我们发现你们得改变，我们也要改变，也许我们要走不同的路，需要采取新的发展模式。”■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