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网】(特派日内瓦记者 张翃) 地理和人口上,瑞士是小国,中国是大国。但说到创新,恐怕要反过来。
据美国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欧洲工商管理学院(INSEAD)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联合发布的2013年全球创新指数(GII),瑞士排名全球142个国家中的第一,中国排名35。在9月27日于日内瓦举行的日内瓦高层论坛上,专家学者们讨论,中国创新如何向瑞士学习?
主持人邀请各位对中国的创新在创新的质量、创造性人才、政策环境和研发投入四方面打分,几乎所有专家都给了研发投入高分,创新质量和政策环境中等分数,而创造性人才则意见不一,有高有低。
各位专家都认可,中国政府近年来在科技研发方面的投入不可谓不大。但投入的效率并不乐观。据统计,去年,中国的研发投入将近3000亿美元,仅次于美国,高于排名第三和第四的日本和德国的总和。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陆铭举例称,政府投资于大学的研究机构,投资巨大并逐年增长,但“怎么用这些钱,教授们不知道。”中国高校的论文发表数很高,引用率却很低。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学院经济学教授巫和懋则说,在“R&D”(研究与开发)中,中国强调的是D(开发),而不是R(研究)。据统计,中国每百万在职人员中,只有1000人是从事研究工作的。相比之下,日本有5000人,美国有4000人,欧洲也有3000多人。
哈佛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伍人英(Mark Wu)提出略微不同的意见。中国有技术和创新人才——但他们并不在国内发挥作用。试看欧美企业,其聘请的技术人才越来越以中国和印度人为主。
他认为,是制度因素阻止了人才在中国发挥作用。中国的创新总是国家主导的自上而下模式,而缺乏自下而上的力量。虽然中国政府有意愿提高中国在全球创新价值链上的地位,却缺乏制度、立法等方面的软性保障。环顾周边的韩国、台湾地区,技术升级高速发展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也正是这些经济体改革政治体制、引入制衡机制的时期。
在全球创新指数的各项指标中,中国排名最靠前的是“知识与技术产出”,全球排名第二;排名最靠后的则是“制度”,位列113。制度的详细分类中,“政治环境”排名126,政治稳定和媒体自由分别排名126和138,虽然政府效率排到了58位。监管环境,包括监管效率,法治,裁员成本和带薪工作周数等,排名则分别为89、87和118。
瑞士大日内瓦伯尔尼区经济发展局局长莫尼耶(Philippe
Monnier)认为,瑞士之所以能够吸引到资本和创新人才,不但在于自由的劳动法、低税负、低失业率、政府的低成本。“我们的国家领导人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只要坐火车就行了,不需要让一个国家瘫痪半天。”他说,而技术创新主要是私人部门驱动,而不是靠政府补贴。
莫尼耶举例,宝洁公司在瑞士有3000名雇员。“我问他们看重瑞士什么,回答不只是低税,还有知识产权保护。”莫尼耶说。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
经济与统计处高级经济学家翁希-文森特(Sacha
Wunsch-Vincent)说,瑞士没有“创新部”,创新靠的自下而上的对话。莫尼耶补充,瑞士只有一个“技术创新委员会”(CTI),但这个委员会非常精简,甚至连主席也不是全职。委员会遵从“低层决策”(subsidiarity)的原则,遵从私人部门的意见,而非指导。日内瓦创新中心主任左岚也说,CTI只有少量的资金用来资助研发,但这些资金不是直接给企业,而是给那些与企业进行合作的高校,这也促进了产学结合。
日内瓦创新中心主任左岚则认为,中国可以向瑞士取经的一个实际经验是“双轨制教育”。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中,只有30%左右的人选择了学术性的学术学位,其他大部分学生选择的职业型的教育——一半时间在学校学习理论知识,另一半时间则在企业实习。
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教授雷曼(Jean-Pierre
Lehmann)则说,创新或许还需要保持一点“虚心”。他回忆自己早年到访中国时,感受到中国人充满身上充满好学和开放的热情,但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高,他感到有一种“傲慢”的增长。“大概这也难免,就像人们老说我们法国人傲慢。”作为法国人的他解嘲道。
欧洲国际政治经济中心高级研究员容凯尔(Guy de
Jonquières)在最近一份题为“谁害怕中国的高科技发展”的报告中,亦将中国与法国对比。中国当前采取的经济计划、政府对战略行业的控制、政府制定战略性发展产业、大型国企在经济中的主导和政府的支持等,就相当于上世纪六十到八十年代的法国。容凯尔指出,历史证明,这种做法效果不佳。惟一通过这种手段成功的案例是空中客车,这是集欧洲多国之力的成果。但当法国将此模式复制到高铁、核能、现代通讯等行业时,均未获得获得期望中的国际领先地位。法国政府曾经大力扶持的一些项目,包括计算机、电子办公、传真机、视频电话、消费电子产品等无一成功,使得法国在国际科技竞争中乏善可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