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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与世行报告:预防冲突除发展经济 还需缓和相对剥夺感

2018年10月22日 09:57 来源于 财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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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许多最致命、最复杂的冲突都发生在中等收入国家。这说明,“至少在短期内,仅靠增长和扶贫来保障和平远远不够,预防冲突仍需寻找新的途径”
10月15日,由联合国与世界银行共同撰写的《通往和平之路:预防暴力冲突的包容性方式》的报告在北京发布。

  【财新网】(记者 王自励)“预防暴力冲突不仅可以挽救生命,还具有突出的成本效益。”联合国和世界银行在近日联合发布的一份报告中如此指出。

  据报告估算,若针对暴力冲突风险采取系统性、大规模的预防性行动,全球每年将节省50亿到700亿美元,这些资金可重新投资于减少贫困和改善人民福祉等。

  但要实现这一目标,国际社会需更加重视冲突的预防工作,尽早甄别和应对暴力风险,而非仅专注于在局势恶化后解决危情。

  这份名为《通往和平之路:预防暴力冲突的包容性方式》的报告,是联合国与世界银行共同撰写的首份关于预防冲突的报告。报告以分析和回顾冲突预防行动的成功案例为基础,旨在为面临新兴暴力冲突风险的国家及国际社会提供可行建议。

  自2010年以来,全球范围内的主要暴力冲突事件激增,造成的人道主义危机在多个国家和地区持续发酵。2016年,遭受暴力冲突的国家数量创下近30年来新高,因战争和冲突而流离失所的人数达到二战以来的峰值。

  由于恐怖组织、地方武装团体等非国家行为体的兴起,以及全球或地区大国的频繁介入,当今的暴力冲突变得愈发旷日持久,性质日趋复杂化。此外,冲突后的社会恢复与国家重建通常需要几代人时间,带来的经济成本也极为高昂。

  有鉴于此,上述联合国与世界银行联合报告强调:国家、区域和国际行为体应在冲突风险转化为危机之前,就对其加以识别和化解。

  “人们通常认为‘贫穷带来冲突’,但这个说法在今天已经不太准确了。”世界银行脆弱、冲突和暴力问题首席专家亚历山大·马克(Alexandre Marc)在10月15日于北京举办的报告发布会上指出,不仅低收入国家容易遭受暴力冲突之苦,如今许多最致命、最复杂的冲突都发生在中等收入国家。这说明,“至少在短期内,仅靠增长和扶贫来保障和平远远不够,预防冲突仍需寻找新的途径”。

  马克强调,除了传统的社会经济政策,更有效的预防性工作应致力于解决暴力风险的根源性问题——即社会内部边缘化群体产生的相对剥夺感、社会排斥感。

  这就要求各国政府与私营部门、社会团体、国际组织加强联动,及早地识别风险因素,并通过扩大社会对话、建立包容性体制等,阻止这类不满情绪经动员转化为暴力。

  具体而言,上述强调包容性的预防措施可着眼于:解决青年人口参与国家政治经济的诉求,为青年的社会流动提供更多途经;关注社会性别不平等及基于性别的暴力行为,确保妇女对政治与社会经济生活的参与;以及加强政府应对区域及全球性危机、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等。

  10月15日北京的这场报告发布会,由联合国政治事务部、世界银行驻华代表处和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共同举办。

  与主要关注发展领域的世界银行不同,建立在“欲使后代免遭战争苦难”这一初衷之上的联合国,在维护和平与冲突解决领域拥有更丰富的实践经历,以及更广泛的政治授权。

  联合国政治事务部政策调解司司长特蕾莎·维特菲尔德(Teresa Whitfield)在10月15日的发布会上介绍道,上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后,联合国已逐渐发展出一套线性的冲突应对与管理模式。

  这套模式从斡旋、调解冲突入手,首先确保冲突双方通过谈判而非武力解决问题;随后,再通过部署维和部队、遣返难民等方式,帮助有关国家和地区由战争状态过渡到和平状态。

  然而,在过去十年间,全球范围内冲突数量有增无减,更多国家内部冲突外溢为跨境冲突。“这些事实表明,我们的工作失败了,传统的模式并不管用。”

  维特菲尔德指出,近年来以分离主义、恐怖主义、难民危机为特征的新的国际冲突,本质上都是相互联系的,并非局限于一国的国界之内。

  这意味着,联合国及相关机构必须转变线性的工作模式,以综合性的方式应对冲突,将公民、社会组织和发展方案均纳入其中。同时,还要改变工作的重点,“不仅要关注叙利亚、利比亚这类暴力正在燃烧的‘高危机’国家,更要专注于那些容易陷入动荡的‘脆弱国家’。”

  具体操作方面,联合国将从解决“内部分裂”开始,首先致力于加强自身不同部门的整合、协调与合作。其次,联合国还将更积极地寻求与世界银行等其他国际机构合作,共同帮助国家与所处地区相连接,并帮助各国政府加强社会内部的对话。

  维特菲尔德指出,在冲突预防领域,国际社会仍存在一个明显的分野——以联合国的维和、冲突调解机制为代表的实操性预防(operational prevention),和以世界银行等国际发展机构为代表的结构性预防(structural prevention)。由于近年来,发生在各国的冲突影响范围变得更广、性质更复杂,各国政府与具有不同议程的机构之间必须展开通力合作,建立集体机制,才能有效预防暴力风险。

  不过,受到国家主权意识、制度文化等方面的限制和影响,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等国际多边组织有时或难以与一国政府共同接触敏感性风险,从而无法更好地帮助该国建立起冲突预警机制。这种预防行动中的合作障碍应如何克服?

  在10月15日的报告发布会上,对于财新记者的上述提问,维特菲尔德回应道,这正是为何联合国在预防和解决冲突的实践中,非常重视与地区组织或行为体建立密切合作。“我们强调工作中必须尊重国家主权,但有时也因此非常纠结。这时我们通常会问:谁与这个国家政府的关系良好,并且有能力说服他们采取必要措施?”

  维特菲尔德举例称,在西非的一些地区,比如冈比亚、几内亚等,出现了许多选举冲突,甚至引发大规模暴力事件。为了从社会经济根源上化解这一风险,联合国通常与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ECOWAS)展开合作,通过这一地区性组织的领导人,牵头进行沟通工作。“对于许多非洲国家来说,有时往往是一个邻国的领导人出面沟通,更能澄清风险、挑战和政策后果。”

责任编辑:徐和谦 | 版面编辑:张翔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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