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沙特阿拉伯流亡七年之后,巴基斯坦前总理纳瓦兹·谢里夫(Nawaz Sharif)的归国之旅充满了戏剧色彩,飞机在跑道上停靠了90分钟,然后他被允许进入机场贵宾室,仅仅过了四个小时,谢里夫又被迫再次搭机回到被驱逐地沙特。
谢里夫的命运在巴基斯坦这个有着深厚军人政治传统的国度里似乎早有定数。在1990年至1993年首度出任总理期间,谢里夫就连续同三位陆军参谋长关系不睦。而在1997年二度出任总理时,谢里夫试图从体制上驯服“特立独行”的军方,依靠在总数217个席位的国民议会中拥有165席的绝对多数,谢里夫政府通过宪法第13修正案,取消总统解散国民议会和联邦内阁的权力,并将解散省议会和省内阁、任免省督、三军参谋长和参联会主席以及最高法院法官的权力归还总理行使。
然而,在巴基斯坦这个宪政基础脆弱的国家,体制上的改革努力,完全可能因为一个军事强人的出现而就此东流。由谢里夫一手任命的陆军参谋长穆沙拉夫,日后证明正是谢里夫政府的掘墓人。
应该说,作为巴基斯坦1988年进入相对稳定的民主宪政时期两位重要领导人之一的谢里夫,为巴基斯坦实现向代议制民主的转变发挥了重要作用。
不同于传统依靠土地的政治世家,谢里夫虽然属于占巴基斯坦64%人口的旁遮普族,但却成长在一个以产业起家的大家族,这决定了谢里夫日后重视产业发展的自由改革派的立场。
依靠家族在旁遮普省的多年经营,谢里夫的企业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支柱之一。“商而优则仕”,通过亲商业以及重视农村发展的政策,谢里夫在巴基斯坦前领导人齐亚·哈克将军统治时期,已然成为旁遮普省这个巴基斯坦最重要省份的首席部长。
随着齐亚·哈克因飞机失事罹难,先前被哈克推翻的前总理阿里·布托的女儿贝·布托率领的人民党也在1988年11月议会选举中获胜,巴基斯坦因而迎来了和平宪政的十年。
由于贝·布托政府无法摆脱传统家族政治带来的贪腐和裙带关系,两年以后,谢里夫打着改革反腐旗帜,借助伊斯兰宗教力量支持当选,开始其首个总理任期。
首届任内,谢里夫着力点在实现经济的自由化和企业的私有化,其措施包括向国外资本开放股市,放松外汇管制等。同时,在政治上,有着浓厚代议制民主情结的谢里夫,通过颁布宪法第12修正案,规定联邦政府有权设立特别法庭和上诉法庭,以打击犯罪,整治社会治安,来达到稀释齐亚·哈克时期大大加强的总统权力。
无疑,谢里夫的举动触动了传统统治精英的政治和经济基础,而受到来自以总统伊沙克·汗的强烈反制。最终,总统以“授予总统解散国民议会和联邦内阁、任免军队首脑和法官的权力”的宪法第八修正案为基础,以腐败和管理不善为由,解散了谢里夫政府。尽管最高法院推翻总统令,恢复了谢里夫总理职务,但一番恶斗后是两败俱伤,谢里夫和汗总统以双双辞职结束了首届谢里夫政府。
一心扩大政府权力、实现代议制民主的谢里夫没有就此束手。借助对第二届贝·布托政府充斥贪腐的指控,以及民众对高居不下的通货膨胀和失业率的不满,谢里夫领导穆斯林联盟(谢里夫派)打出根除腐败,恢复经济和社会正义,实现健康的民主传统的口号,很快争取了民心。
1997年的议会选举,被证明是谢里夫政治生涯最辉煌的一笔,谢里夫派一举拿下议会217席中的134席,而贝·布托的人民党只有区区18席。
获得充分授权的谢里夫,本可以在任内大有作为。但是连续的恐怖袭击以及印度试爆核武器使得谢里夫政府的重心不得不转向恢复国家秩序以及外交领域。为此,谢里夫建立军事法庭,以便在政府稳定遭到威胁时可以动用军事力量进行镇压,并先后通过宪法修正案,加强总理权力。这两项修正案使得总理不会再受到不信任投票的威胁,几乎不再受到任何制约。同时,谢里夫还反对司法机关的独立性,迫使首席法官挂冠而去。
事后证明,一个以民主宪政作为标志的政治家,在一个宪政基础本就不牢靠的国家,一旦放弃了立命之本,就等同于放弃了政治生涯。
随着巴基斯坦在内政外交上局势的恶化,谢里夫同穆沙拉夫将军为代表的军方矛盾日益突出。显然,后者的执政基础要比谢里夫来的深,也来得广。1999年10月,穆沙拉夫发动政变,兵不血刃地罢黜了谢里夫,最高法院没有站在谢里夫这边,而是支持了政变,并禁止谢里夫在21年内参选公职。
最后,谢里夫同军方达成以流放沙特10年换取终身监禁的协议,并在2000年后一直客居海外。
而穆沙拉夫在“9·11事件”后站在美国一方的立场,削弱了传统上来自保守宗教力量的支持;而邻国阿富汗对巴基斯坦庇护塔利班的指控,也使得穆沙拉夫在反恐战线上频频失分。穆沙拉夫年初解除最高法院首席法官职务的行为,以及由此引发的最高法院做出允许谢里夫回国的决定,使政府同司法机关的对抗达到高峰。
一系列的国内国外打击,使得穆沙拉夫一面试图同同样流亡海外的贝·布托达成权力分享协议,一面试图阻止死敌谢里夫的强势回归。这种对民主派既拉又打的策略的效果目前尚未可知。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谢里夫被迫再度流亡,将进一步激化政府同最高法院的矛盾,同时使得国内的谢里夫支持者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选择:是继续争取谢里夫的归国,还是为后谢里夫时代做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