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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阻止了欧盟第一位极右翼总统

2016年12月09日 11:46 来源于 财新网
可以听文章啦!
在总统候选人范德贝伦的竞选演讲上,满场的颜色是红和白——对应了奥地利国旗的颜色。在这场与极右翼候选人的对抗之中,左翼用了“传统”和“爱国主义”的话语来构建自身形象,最终胜选

  宁卉 发自 奥地利 维也纳

  “奥地利有什么值得关注的?”齐泽克不解地问。

  在布鲁塞尔一场关于欧洲极右、民粹势力兴起的大会上,我在大群粉丝中抓到了刚刚大谈特谈了美国特朗普、法国勒庞和英国法拉奇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齐泽克(Slavoj Žižek)。

  我刚刚结束在维也纳对奥地利总统大选的报道,在那里,以研究奥地利近代历史和政治著名的中欧大学政治学教授佩林卡(Anton Pelinka)这样向我解释此次大选的舆论意义:“你文章的标题,不是《奥地利选出了欧洲第一个极右翼总统》,就是《奥地利阻止了欧洲第一个极右翼总统》。”

  佩林卡说的没错,我一早拟了这两个标题——12月4日晚上,结果很快确认,“奥地利击败极右翼候选人”的消息涌上媒体头条。但这不是我给齐泽克的回答。

  左翼赢了,但用的是对手的动员方法

  从5月的选举结果(左翼险胜)被推翻,到12月的重新大选,奥地利的总统选举,被放在了两件重量级的“黑天鹅事件”之后——英国脱欧及美国大选,充满变数;而且,竞选双方都是相对边缘的政党党派代表,一位激进左翼,一位极端右翼。整个欧洲都做好了“以此为例”的思想准备,欧洲民意状况要拿奥地利做检测。

  收到前绿党领袖、独立参选的左翼候选人范德贝伦(Alexander Van der Bellen)12月2日最后一场竞选演讲邀请时,我以为这场活动的“心思”明确:集会地点在维也纳十一区,这是典型的工人阶级及移民聚集区,也往往是右翼的支持者,他一定是想亲自再说服一批选民。

  范德贝伦在11区的最后一场演讲 (摄:宁卉)

  奥地利总统大选持续到投票前夜,候选人的分野已经很明确:左翼的范德贝伦得到更多教育程度较高的中产阶级支持,而来自极右翼自由党的霍弗,则吸引了大量“蓝领”阶层。5月的选举,高达86%的工人都选择支持霍弗。

  但抵达现场的那一刻,才发现范德贝伦并没有刻意在向十一区招手。这是间一个多世纪以前的老工厂,如今是极具风格的昂贵会场;大门紧闭,布满对手霍弗海报的周边社区,并不知道这里在发生什么。给范德贝伦演讲暖场的嘉宾,包括维亚纳市长郝培(Michael Häupl)、著名艺术家海勒(André Heller)和来自儿时家乡的市长。都是重要的人物,也意味着范德贝伦得到联合执政党的“非官方”背书——意外出场的维也纳市长来自执政党之一的社会民主党。

  当晚,范德贝伦的演讲很简短,集中在自己身为奥地利人,对带领奥地利这个伟大的国家的信心。会所中,几百位挥着宣传标语的支持者们热烈应和着,我则有些讶异于一位出身绿党的政客对于“传统”及“爱国主义”话语的强调(这在保守党派的现场更为常见)。略一深究才发现,这是他特地采取的策略。7月确定将重新选举之后,范德贝伦将代表奥地利国旗的红、白两色,用到了竞选海报上(以致竞选双方的主色调非常相像)。

  范德贝伦最后一场竞选演讲 (摄:宁卉)

  这一策略的效果显著。12月4日,范德贝伦动员了14万多张5月并未参加投票的选民,最终以近35万票的优势获胜(5月的优势仅为3万张选票)。奥地利萨尔斯堡大学政治学教授赖因哈德(Reinhard Heinisch)说:“范德贝伦的胜利证明,抗议投票不见得一定得投到极右翼党派的手里。”

  从前的“新纳粹”,如今的“蓝领”政党

  在与佩林卡教授见面前,我刚刚离开自由党在维也纳的“大本营”之一。上世纪90年代起,自由党在奥地利开始获得大量支持。在维也纳十一区,自由党也逐渐成为主流,并在2015年的地方选举中获胜,执掌地方议会。在这区的街头,我遇到了自由党在当地议会的党团主席索尼佳·保恩霍佛(Sonja Bauernhofer)和她的女儿科妮丽娅(Cornelia Bauernhofer),她们正在为自由党总统候选人霍弗(Norbert Hofer)宣传,提起自由党,两人觉得:“自由党是中间偏右的党派,媒体夸张的描述对我们不公平。”

  自由党在当地议会的党团主席索尼佳·保恩霍佛(Sonja Bauernhofer)(右)和她的女儿科妮丽娅(Cornelia Bauernhofer)(左) (摄:宁卉)

  从航天工程师转为政客,如今45岁的霍弗还有过七年的修辞课程教授经验,这解释了他在镜头面前的自如。他有着孩子气的外貌,还有被德语媒体形容成“母鹿般的”一双眼睛。他因伤有些坡脚,出行拄着拐杖,外出还常带着一支奥地利格洛克9mm手枪——“因为移民,携枪出门是很自然的,”他告诉媒体。

  霍弗的形象与欧洲新一代的民粹领袖,比如英国独立党前领导人奈吉尔·法拉奇和法国国民阵线领袖马琳·勒庞,很是相像。在舆论广泛标注的“反建制、反全球化的民粹主义”标签下,是大量不满现状的选民,而民粹党派与他们的对话的方法也很类似:反对移民或难民。这支1956年由前纳粹军官建立的自由党,成功将此前的纳粹语言丢弃,纳入了最具吸引力的“反建制”潮流。

  虽然范德贝伦前一个晚上的竞选也在这个街区,但这里的选民,大多是霍弗的支持者。接过自由党传单的一位路人说:“我并不关心政治或政党,但霍弗看起来年轻有活力,更接地气。犯罪率和难民问题都需要一个年轻的领导者来解决。”

  不关心政治,但会投票给霍弗的路人,她觉得霍弗更年轻有活力 (摄:宁卉)

  佩林卡教授说,“霍弗就是奥地利的特朗普没错,不是说性情像,而是他切入当下政治的方式,对全球化、欧洲一体化、他与选民的关系。他与特朗普一样,来自精英背景,却反对精英。”(英国独立党的法拉奇也曾就读于私校)

  但霍弗或者觉得特朗普的性情值得学习。在最后一场电视辩论上,霍弗毫无根据地斥责说范德贝伦是“共产分子”、“前东德秘密警察”和“骗子”。

  探究下去,霍弗其实是很典型的自由党代表,譬如其在马可-日耳曼尼亚(Marko-Germania)兄弟会的出身,这个兄弟会与源自19世纪的极端民族主义“泛日耳曼主义”关系紧密,很多自由党领袖都出自这里。但是选民们并不在乎这些,如今自由党所提及的话题——移民,融合,与布鲁塞尔对抗保护奥地利主权等等,已经成了一个典型的疑欧党派。

  自由党也在获得更多年轻人的支持。顶着零下五六度的天气在十一区街头发传单的,还有20岁的纽厚德(Philipp Neuhold),他刚刚加入自由党几个月,和21岁的普罗蒙特(Stephan Promont),则已有两年半党龄,他们都有不错的教育背景——经济学或法学,在采访中,他们强调的是主流政党无法顾及他们的诉求。同时自由党的纳粹背景,也并不那么排斥,普罗蒙特说,“海德尔是一个伟大的男人,不幸早逝。”(海德尔是著名的当代德国纳粹支持者,在上世纪80年代末领导自由党。)

  维也纳十一区街头为霍弗竞选的自由党党员 (摄:宁卉)

  维也纳十一区街头为霍弗竞选的宣传物品 (摄:宁卉)

  可以读出怎样的风声?

  割裂是2016年无法避开的关键词。跨越不同国家的几件大事——英国脱欧公投、美国总统大选、意大利修宪公投等等——相似的是普通民众对所谓“建制”的不满,在现有政治光谱中寻找新的代言人。奥地利在总统竞选中显示出的割裂也是如此。

  二战后第一次,奥地利两个执政党所推举的总统候选人很早便被选民拒绝。洛塔尔(Lothar Lockl)是范德贝伦的竞选经理,他告诉我:“中间党派或者说是缓和的局面已经是历史了,现在的局势十分紧张,民众面临的是一个政治方向性的选择。”

  “抗议投票”(protest vote)——为了表达对主流政治不满而投出的选票,常用来解释这些年边缘政党尤其是极右翼政党在欧洲逐渐主流化的现象。范德贝伦此次竞选成功,糅合了一部分选民对奥地利与欧盟分裂的担忧、一部分选民对于奥地利卷入“特朗普现象”的担忧,又用上了传统价值观和爱国话语,聚集了一些相对保守,渴望自己的生活方式,不被外来者打乱的选民(范德贝伦甚至在海报上写上了加粗的“祖国”二字)。

  如果说采用国旗、歌颂乡土的竞选话语只是第一层,范德贝伦在各个场合表现出的,对安全“零容忍”、对“经济移民”收紧庇护的态度,才让他以前在绿党的下属最为惊讶。他则回应说,不能让自由党偷走他的价值。协助范德贝伦竞选的公关经理雅加比(Martin Radjaby)便对英国《卫报》明确点出:“范德贝伦的胜利意味着自由主义者也可以重新使用目前被民粹与国家主义占领的话题,比如传统和爱国主义。”

  听完我的解释,齐泽克激动地(当然他一直都是激动的状态)回答说:“这个策略太好了,就是要这样,左翼要更多地以家庭价值观来动员公众,来抵抗粗俗。”

  所以,奥地利落下帷幕的这场选举,给出了观察欧洲明年几场重量级大选(法国、德国和荷兰)的一个关键角度:无论左右,欧洲政界将如何动员那些渴望保留“欧洲生活方式”、对现实欧洲社会中的诸多拉力很是害怕的主流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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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付饶 | 版面编辑:张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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