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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统一推手科尔逝世:抓住历史关头 却留下东西鸿沟

2017年06月17日 09:07 来源于 财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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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历史关头做出了加速两德统一的重大判断,同时展现精湛的国际斡旋技巧和国内政治主导力;但科尔在统一前后设计的经济和货币政策,也留下德国东西两地区至今犹存的发展鸿沟
据新华社消息,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科尔16日上午在其位于德西南部城市路德维希港的家中去世,享年87岁。图/视觉中国

  【财新网】(记者 徐和谦)欧洲时间6月16日清晨,曾在德国统一前的西德和两德统一之后担任德国总理,前后主政长达16年的赫尔穆特·科尔 (Helmut Kohl)逝世,享年87岁。从1982起就执掌西德权柄,直到1998年才卸任统一后德国首任总理的科尔,不仅是联邦德国自战后以来主政最久的总理,更是1989年11月柏林墙倒塌之后,在事后看来颇难持久的历史窗口里,展现了不寻常的国际斡旋能力和国内政治意志,坚定推动两德迅速统一的关键人物。

  然而,科尔在统一后所制定的融合方案和前东德地区经历的快速私有化、资本主义化进程,也让前东德地区人民承受大规模失业、大量企业倒闭的后果,直至今日,德国东部的经济元气都还未完全恢复。这也使两德统一虽已逾26年,但存在东西两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鸿沟,至今仍未完全弥合。

  谈及科尔当年涉及两德统一的决策,曾在德国明镜周刊担任资深记者和中国特派员的Andreas Lorenz说,“我不知道怎么样做会更好,很多人批评科尔太仓促了”。但他认为,科尔做的最正确的事情,就是他判断出苏联当时的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可能无法掌权太久,他必须加速推进统一进程”。

  Andreas Lorenz告诉财新记者,幸运的是,在戈尔巴乔夫失势之后,苏联及其后的俄罗斯政府,仍然信守当年做出的承诺,最终在1994年全部撤离了原本驻扎在前东德地区的60万苏联─俄罗斯军队,使德国的真正统一成为可能。

  用以纪念另一位前西德总理的德国勃兰特基金会的研究部负责人Bernd Rother 告诉财新记者,当时西德的绝大多数人,可能包括科尔本人在内,其实都没想到“统一会来得这么快”,“很多人都以为这至少是一个得长达10年、或者最快也需要3─5年的过程”。“但科尔的判断是'now or never'(要么现在做,要么就永不可能)”。

  Bernd Rother回顾,特别是当1990年3月,前东德地区民众选出了支持快速统一的政党上台后,“科尔感受到了东德人民对快速统一的热情”,而在冷战割裂下对东德普遍颇感陌生、隔阂的西德社会中,“科尔的年龄,又大到足以对统一这件事还有记忆”。1930年出生的科尔,从1947年开始,就活跃于战后德国新建的基督教民主党的青年组织活动。当1949年两德政府相继成立,政体和国土分裂时,科尔已经19岁了。

  因此,对科尔来说,抛弃让两个德国循中长期模式或“邦联制”逐渐融合的方案,而选择推动两德快速统一,并由西德承担德国统一后的账面经济成本,是他基于“尊重东德人民呼声”的前提,而做出的政治决断。

  德国《时代报》(Die Zeit)的原发行人Theo Sommer告诉财新记者,当1989年11月柏林墙刚倒塌时,科尔在向盟国的英国时任首相撒切尔、法国时任总统密特朗通气时还称,要完成两德的完全统一,可能需要至少10年的时间,“如果我们运气好的话,大概也需要5年”。他回顾,起初,科尔的想法是在两个德国之上,先维持各自的治理体制不变,但再搭建一个类似邦联、但比邦联架构更虚级化的“Co-Federal”体制,推进两个德国的体制接轨和政府部门融合。然而,在西德宣布两德货币可1:1兑换、建立货币同盟后,东德马克的迅速贬值和东德民心的波涛,让德国统一大戏换幕的速度不断加快。

  1989年11月柏林墙倒塌后,大量东德普通民众得以顺利进入西柏林和其他西德地区观光、探亲和旅游。当年居住在东柏林的独立媒体人、新闻纪录片作者Siegbert Schefke回忆,墙倒的那一晚,当31岁的自己第一次进入西柏林、第一次看到西方的物质条件后,他就深知,“东德恐怕很难再以一个独立经济体的身分存续下去”。

  柏林墙倒塌后,两德社会因突然实现的、普通民众间的大规模自由互动,而点燃的民族认同和统一热情迅速上升。两德统一的进程,也在科尔掌舵下不断加速。

  1990年3月,尚未与西德统一的东德,举行了柏林墙后倒塌后的首次国会改选,主张快速统一的基督教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的东德分支,得票率分居一二位;而主张保留东德政体、和西德采取渐近式接轨的原东德执政党统一社会党(SED)则落居第三,未能主导后续与西德政府展开的谈判。

  加速推进统一 做出系列决断

  1990年5月,新选出的东德执政当局迅速和西德政府签订了《两德间建构经济、货币和社会联合体》的协议,这促使同年7月1日起,西德马克被正式引入东德,取代原有的东德马克,德意志联邦银行成为整个共同货币区的中央银行。根据这一协议,东德向西德让出了货币主权,西德则承接了东德账上所欠的所有负债。

  1990年8月31日,东德和西德政府在东柏林签订《两德统一条约》,约定东德地区的五个邦,将依据西德《基本法》所定的条款,加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1990年9月20日,东德国会以229票赞成、80票反对的比数,通过《两德统一条约》;而在西德的联邦议会中,《两德统一条约》则以442票赞成、47票反对的比数获得通过。自此,两德统一成为定局。10月3日,统一条约中约定的“统一日”来临,存在了41年的东德正式告终。前东德国会则选出144名代表,加入西德的第11届联邦议会,两德自此完成最高权力机关的联合。

  在脚步迅疾的两德统一协商过程中,即便两德内部的政治热情高涨,美国时任总统老布什和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也同意促成;但在二战中饱受纳粹德国侵袭的英国和法国政府,却对两德快速统一后,是否会破坏欧洲既有的权力平衡深怀戒惧,态度保留。

  根据英国国家档案馆解密的档案显示,为了取得英国的信任和同意,1990年3月,科尔在伦敦唐宁街的首相府对英国首相撒切尔承诺,他会向撒切尔本人不断通报关于两德统一进程中的所有动向和意图,避免任何误会或担忧发生。科尔甚至承诺,他会向撒切尔通报一些甚至连西德的内阁成员都未必知道的细节,以防英国感受到任何意料之外的冲击。科尔还建议,英国政府可以派当时的英国首相外交顾问Charles Powell,每个月与西德总理府的幕僚秘密会面一次,但完全对外保密。据英国档案显示,撒切尔对科尔的提议表示非常感谢,并同意采取这样的作法。

  1990年9月12日,在两德正式统一前夕,由东德和西德,以及美国、苏联、英国、法国等二战战胜国等六方共同签署的“4+2条约”,亦即《最终解决德国问题条约》在莫斯科签署,战胜国同意完全放弃二战结束以来在德国的特权,统一后的德国将拥有完整的主权;苏联军队同意到1994年底完全撤出德国领土;统一后的德国承诺不拥有核武、生物和化学武器,同时把军队规模限制在37万人。此外,还约定统一后的德国将接受东德与波兰之间的现有边界,不再对1945年战败以前属于德国的“奥德河-尼斯河线以东领土”提出任何主张。而统一之后的德国,也仍会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员。

  于今回顾,上述这一系列让国际社会─特别是在战后对德拥有特权的美、苏、英、法四国均同意让德国完全统一的条件,无一不需要科尔领导的西德政府在短时间内做出攸关长远主权问题的重要判断,并在德国内部进行说服工作。

  而近来解密的档案还显示,即便在柏林墙倒塌之前,科尔就已为松动、拆除两德之间的人民隔阂,施展过重要的外交手腕。

  1989年3月,在东德政府放松普通人民的出境管制后,由于两德边境并未开放,因此大量渴望出国的东德百姓纷纷涌向匈牙利,并希望取道匈牙利和奥地利之间的边境,进入西方。截至1989年8月,涌入匈牙利的东德民众人数已超过10万人。当时,科尔代表西德政府对匈牙利总理Miklós Németh 承诺西德将给予该国慷慨的经济援助。最终,匈牙利在1989年8月底同意开放奥匈边界,大量东德人民由此便可转赴西德。匈牙利开放边界的消息传出后,科尔在西德政坛收获了大量掌声,巩固了一度不稳的基民盟内的权力基础。

  1989年11月28日,在柏林墙倒塌仅不到20天后,科尔在未与所有西方盟国磋商的情况下,就迅速抛出了关于德国统一的《十点纲领》,提出西德将大量援助东德,两德政府在各领域快速接轨,最终朝统一目标推进的政策方案,占据了后续谈判的议程主导权。

  在《十点纲领》中,科尔除了勾勒两德制度接轨的进程和条件,他还向当时范围仅限于西欧国家的欧洲共同体,提出接纳东德地区的呼吁。

  科尔强调,两德关系的发展,须在东西欧整合的框架下进行,两德的统一不只是德国的问题,也是攸关欧洲整体整合的问题,“欧洲共同体不能止步于(东西两德分界的)易北河,欧洲共同体必须对欧洲东部的其他地方保持开放性。只有在这样的原则下,欧洲共同体才能为真正全面的欧洲统一奠定基础。”科尔在1989年11月底发表这项纲领时说,“今天,还没有人知道统一之后的德国会是怎么样。但当德国人民想要统一的时候,统一就会来到。对此,我是确定无疑的。”

  激进经济整合 留下东西鸿沟

  但从后视角度看,在两德统一进程中,科尔所同意的,也最能激起东德人民统一热情的“东西德马克1:1兑换”承诺,却也为前东德地区日后深重的经济凋敝埋下了导火索。

  当时西德央行的总裁卡尔•奥托•波尔(Karl Otto Pöhl)就认为从经济角度衡量,东德的生产力尚不足西德的三分之一,因此即便西德马克和东德马克按1:3的汇率兑换,都已高估了东德货币的价值,何况科尔所承诺的1:1兑换。

  在两德货币同盟建立、西德马克引入东德后,通过兑换西德马克,东德普通百姓一下子享受到了巨大的购买力,满足了在短缺经济下的长期消费压抑;这种货币赎买,也为东德多数人和平接受东德国家体制终结、并入西德,铺垫了政治心理上的基础。

  然而,在两德统一之后,这一政策带来的严重经济后果也迅速来临。由于两德统一、东欧国家转型和苏联解体后,许多东德地区的企业,一下子丧失了大量来自昔日盟国的市场。而在东西德马克按1:1兑换后,东德企业所生产的产品定价过高、质量又多数劣于西德产品,在西德和西欧市场甚难打开销路;统一后的东德企业,更无力支付和西德马克同价的工人工资,因此多数陷入经营困境。

  再加上两德统一后,原东德地区的经济市场和西德直接打通,大量西德企业进入东德地区进行并购重组─但并购的目的,并非让原东德企业永续发展,而是在取得土地和厂房、设备后,就地清算终结,为西德企业进入东德市场扫清路径,减少竞品。

  在迅速资本主义化、私营化的浪潮席卷下,到1993年,东德的975万劳动人口中竟有高达440万人失业。而东部地区所需承担的大量失业补助金,又要由西部地区的纳税人所支付,加深了西部地区人民对东部的不满。

  根据负责处理东德地区企业私有化手续的德国信托局(Treuhandanstalt)估算,两德统一之际,大约只有25%的东德产品,能和他们在西德的竞品匹敌。根据德国财政部编纂的历史材料显示,在回顾这些经济决策时,一位原西德央行执委会的成员坦言,“我们其实根本不知道那一头的状况是这个样子”。

  而对东德百姓来说,统一之后由西德企业家主导的经济生活和惟效率化的生产方式,和旧体制下不尚效率,更注重政策导向的生产模式大相径庭。而在车间和工厂内,过去东德时期弥漫着组织纪律性和工人集体主义温情的风气,也与西德企业家主导的职场氛围形成鲜明对比。许多东德民众因难以适应而遭到解雇,或宁愿领取失业救济金。

  当时,德国信托局的负责人Detlev Karsten Rohwedder提出以“快速私有化、坚决保持稳定、温和的关闭”作为处理原东德地区国营企业的三大原则。到1994年,原东德大约有8000家国营企业被私有化和划归地方政府管理,超过3700家遭到关停。在冲击达到高峰时,整个东德约三分之二的岗位消失,影响超过400万人;但与此同时,也有大约150万个就业机会被重新创造。

  德国财政部的资料中坦言,如果考量到信托局停止运作时,其为所有前东德国营企业背负的2700亿德国马克债务;德国全体人民已经、且仍将持续,为前东德所欠下的经济债务支付庞大代价,“毕竟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像这样被全面重组过。”

  而掌握大量东德企业存废大权的信托局负责人Detlev Karsten Rohwedder,更在1991年4月遭到原西德的左翼恐怖组织“红军旅”暗杀,成为德国统一进程中的伤痛注脚。

  在整个1990年代,东德地区的各地都充斥着写着“ Verraten und Verkauft ”(背叛和拍卖)字样的涂鸦。东西德体制最终胜负分明的残酷结局,和东德知识分子、前政府官僚和普通职工在经济上的困顿、公共话语权方面的失语,都使东德地区在统一后的失落感,和被边缘化的情结持续存在。就连出身东德的默克尔主政多年后,这一情结仍未能平抚。

  时至今日,前东德地区因为经济长期萎顿、年轻人口大幅流失,社会氛围与西部相比相对封闭;普通民众更因担心再次发生某种“一夕剧变”,而反对接纳涌入德国的难民。这些背景,都让实行了40多年社会主义的东德地区,如今却成了德国新极端右翼力量声势看涨的基地。

  而在两德统一后,出任“新德国”首任总理的科尔,在同时承受东西德民意各自并发的抱怨和冲击之后,他力推统一时所累积的政治光环和群众魅力也大幅消蚀,最终在1998年败于社民党的施罗德之手,交出总理职务。

  2000年,在自己一手提拔的原东德政治新秀、如今的德国总理默克尔的催促和逼迫下,科尔又辞去基民盟党主席的职务,从此淡出政坛;而他和默克尔之间原本的师徒情谊也自此破裂,未再弥合。

  在科尔前些年受访时,他严词批评默克尔主导下的欧盟一体化进程,称她过度注重规范和技术官僚式的方案,未能弥合东西欧之间的隔阂。科尔不假辞色地批评道,“她毁了我的欧洲”,甚至情绪性地讥讽默克尔“是个连刀叉都无法用好的人”,“在国宴时,她东张西望,我得多次提醒她要守规矩”。

  在科尔过世后,默克尔在一场官方记者会上说,“不论是作为一个德国政治家的成就、还是在历史关头他所承担的角色,科尔在每一个层面来说,都是一个伟大的人”。 默克尔说,科尔是一个“在对的时间出现的对的人”。她说,科尔知道,当时出现了一个能让德国克服数十年分裂的历史场景,且抓住了这个机会,“我们需要花上好一阵子,才能理解到他的过世,让我们失去了什么”。

版面编辑:杨业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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