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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曲折,前途……

2013年08月30日 09:21 来源于 财新网
目前只有制度创新在一定程度上还可有所作为。相信各国政治人物都明白这个道理,否则美国国会不会就财政预算、医疗制度改革吵个不休,中国眼下也不会狂炒“克强经济学”概念
当地时间2012年6月13日,美国加州,某就业招聘会场馆外排起长龙的求职者。Jae C Hong/东方IC

  【名家/新秀】(财新专栏作家 吴谦立)又是一个季度过去了。各国逐步公布了第二季度的经济数据。美国第二季度GDP(年化后)增长了1.7%——虽然高于预期的1%,但是第一季度的数字却由原来的1.8%修正为1.1%。中国则提前表示速度会下降到7.5%,事实上后来公布的增长率也真地正好是7.5%。其他地区,日本第二季度GDP增长0.7%,低于预期;而欧元区在德国、法国的带动下,增长了0.3%,走出了衰退;英国也似乎有了些许起色,增长了0.6%。

  然而,与以前衰退后的反弹相比,这些增长显得微弱无力,而且其他的数据也呈现出不同的矛盾景象。比如,美国虽然看上去就业人口有所增加,但新近增加的许多工作岗位大都是临时性或者非全日制,而且收入增长疲弱,因此目前的经济远比传统上就业为基础的增长更加脆弱,更具波动性。

  中国不公布全国范围的就业数据,但是根据汇丰(HSBC)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的就业分类指数显示,中国的就业人数在7月份已连续第四个月下降,而且最新的中国制造业PMI的就业分类指数创下了2009年3月以来最低水平。这种疲软状况同样在家庭收入增幅下降中得到了体现,因为官方数据显示居民薪资增长放缓。

  支撑着这些缓慢增长的一个共同背景就是超乎寻常的宽松货币政策。美国就不必说了,日本也后来居上地启动了“安倍经济学”。为了防止信贷紧缩以及经济继续陷于衰退之中,欧洲央行先后调低了利率水平、向银行体系注入了大规模流动性并广泛发放贷款,还誓言“不惜一切(whatever it takes)”进行信心喊话。目前为止,看上去似乎暂时稳定了经济,避免了金融系统遭到侵蚀,并致力于疏通堵塞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英格兰银行前任行长Mervyn King试图缩小货币政策刺激力度的努力则一再被同事否决。

  中国就更不必说了。下图来源于美银美林,反映各国信贷水平之间的比较。虽然就人均收入而言,中国还是个欠发达国家,但是每单位GDP的所占信贷水平却是领先于各国——海峡两岸在这个方面同时居于世界领先水平(图左上角)。

专栏配图1

  全球危机发生五年了,看看过去五年里发生的事情,就会发现现代央行体系实际上已经身处危机之中。其他的不说,仅就最近美国债券利率上升的幅度而言,如果美联储不是中央银行,因而可以使用账面成本记账,而不必与市场价格挂钩(book to the market)的话,以它已经持有债券的价值和其自身资本之比,恐怕已经接近破产边缘了。

  今后似乎已经无法再依赖于货币政策了。美联储旧金山分行最近有一篇研究报告认为,QE2只让2010年美国GDP多增长了0.13%,如果没有货币政策前瞻引导(forward guidance)的话,那么就只有0.04%的贡献。这就是说,所谓宽松货币政策的效果大都是通过中央银行口吐莲花地让人相信未来会更好而产生作用,即使这样效果也极其有限。

  人们不仅要问未来几年将是怎样的光景。要回答这个问题,不同的经济学派也许会给出不同的状似高深的答案,然而经济学虽然也勉强算是一门科学,但是和物理、化学不同,它目前还没有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各个学派所依赖的假设前提都各自不同,而且这些假设前提往往和现实或多或少有些脱节,因此即使是经济学“大拿”们在分析、预测实际议题时也会常常出错。有鉴于此,这里只从常识出发,进行直观性的分析。

  无论采用什么经济理论学派,下面这个公式都是统计恒等式,属于无可争辩的事实:GDP = 消费+投资+政府净支出+净出口。因此,至少在短期内,经济增长手段无非来自于这四个方面。然而,要想通过净出口作为增长动力,必须受制于其他国家,在各国纷纷采取保护政策、贸易战可能升级的今天,这条路明显不容易走。政府支出在各国政府债台高筑的今天,潜力有限,政治上也不太可行。短期内,剩下的经济增长道路只剩下投资和消费。

  我们前面说过,过去几十年西方经济主要靠不断借债。这个趋势在过去三十年尤其明显,以致伯南克等人真地相信通过资产价格上升可以让投资者的财富上升而带动消费。而危机爆发后,西方各国虽然家庭储蓄率有所上升,但是家庭债务还远没有回到正常、安全的水平。从下图可以看出,以美国为例,总体债务的上升、高水平并没有拉动经济的增长。而且拿美、德两国比较,更可以看出,这种传统的举债维持消费、支出的手段效应有限。

专栏配图2

  中国的问题则和西方恰恰相反。虽然关于中国消费的真实水平存在争论,但是就消费占GDP水平比率偏低、而投资偏高这一事实恐怕毋庸置议。尽管官方希望摆脱这种投资拉动型的增长模式,可在截至第二季度的三个月里,投资仍是经济扩张的最大驱动因素,其对增长的贡献达到消费的两倍。假如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停止向房地产和道路投入大量资金,增长可能突然止步,这大概就是为什么眼下又传出政府实际上已经又在向至少是部分地方大规模扩大信贷传言的原因。

  上面所有这些讨论还是假设生产出的GDP都是实实在在能给人们带来满足的产品和服务。考虑到眼下中国普遍存在的污染、烂尾工程等,实际的GDP——不是统计意义上的实际数字,而是真正对于将来有正作用的数字,恐怕还需要大打折扣。

  除此之外,无论何人都无法回避眼下国内越来越严重的社会问题。前几个星期无意中看到《百年冷暖——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生活状况》一书,里面提到1947年,北京大学举行五四纪念活动,在经济系举办的晚会上,教授们对当时情形有个描述,似乎和现在也很贴切。这里仅摘录赵迪博教授的几句演讲,看看和现在何其相似:“中国经济是脑充血似的经济,财富集中在少数人之手,今日中国贫富的悬殊比欧美国家更厉害,外国资本家还知道做点公益慈善事业,而中国只讲五子登科,这种脑充血的经济总有一天要中风的。”

  无论什么经济理论,经济学家们大都同意长远而言,经济的增长有赖于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摩根大通的两位经济学家通过研究认为在仅靠现在的人口结构、劳动力增长,今后美国的GDP增长潜力将只有每年1.75%,远低于二战后3.11%的平均水平。但是,技术的根本性进步需要科技的革命性突破,这超出了人们可控制的范围,因此只有制度创新在一定程度上还可以有所作为。

  相信各国政治人物都明白这个道理,否则美国国会不会就财政预算、医疗制度改革吵个不休互不相让,中国眼下也不会狂炒“克强经济学”概念。

  然而,要进行制度改革,不仅需要铁的意志和高超的手腕,还需要不怕得罪人的坚强信念。不久前去世的撒切尔夫人,虽然因为力挽狂澜把英国拉出福利社会的陷阱而赢得赞誉,但还是在去世的消息传出后,有部分民众载歌载舞,可见这些民众对她的痛恨即使在她下台二十多年后仍然丝毫不减。各位受限于任期制的领导人能有多大意愿干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就可想而知了。

  记得去年某期的英国《金融时报》曾有社论哀叹为什么上个世纪伟人辈出,而现在的政坛放眼看去全是庸碌之辈。我的理解是但凡出现伟人,基本上都是这个国家、民族正处于艰难日子之际:没有那波及全世界的大萧条,罗斯福怎么可能在崇尚个人奋斗的美国实行政府干预式的“新政”?同样,没有1978年前长达三十年的瞎折腾把中国经济推向崩溃的边缘,邓小平又怎么会推动改革开放?

  照此看来,最苦的日子还没有到来。

  道路是曲折的,最终的前途会是光明的吗?这完全要看政治人物们有没有勇气大刀阔斧地改革现行体制了。■ 

责任编辑:张帆 | 版面编辑:田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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