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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盗大亨”与“硅谷国王”

2015年01月31日 15:30 来源于 财新网
当今的科技富豪们和百年前的资本家巨头们有很多共同之处——也许共同之处有点过多了

  【财新网】(《经济学人》2015年第1期)从美国内战结束的1865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1914年,50年间有一群企业家带领美国完成了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变,构建了巨大的商业帝国,积累了巨额财富。1848年时的美国首富是贸易商人约翰·阿斯特(John J. Astor),身家约2000万美元(合现在的5.45亿美元)。到美国加入一战时,约翰·D·洛克菲勒已经成为了美国的第一位亿万富翁。

  上世纪60年代末,通用数据公司(Data General)推出了第一台微型计算机。从那时至今的50年间,在带领美国从工业时代向信息社会转变的过程中,一群企业家同样构建了庞大的商业帝国,获得了巨额的财富。当沃尔玛创始人山姆·沃尔顿在1992年去世时,身家80亿美元的他可能是美国当时的首富。而今天,比尔·盖茨以823亿美元占据着这个位置。

  上面所说的第一群企业家,如今却被称为“强盗大亨”(robber barons)。而第二群企业家——我们姑且称之为“硅谷国王”(silicon sultans)吧——也可能面临同样的命运。

  像他们的前辈一样,这些人也曾经被尊为富有创造力的、打破陈规的人,他们把新鲜的数码产品带给了普罗大众。但是,和洛克菲勒及其他“罪恶的大富豪”(“malefactors of great wealth”)一样,新一代的资本家的光彩正逐渐褪去。他们一边进入与计算机毫不相干的商业领域,一边自负地宣称他们能够独力解决从长生不老到星际旅行的人类难题。

  在更尖锐的批评声音里,他们被指责为贪婪的生意人:收买政客、使用血汗工厂的劳动力、欺骗公司其他股东,以及尤为突出地,垄断着市场。洛克菲勒曾一度控制了全世界80%的石油供应。如今谷歌则占有90%的欧洲搜索市场和67%的美国搜索市场。

  这两群人为美国历史上最经久不衰的两个主题提供了注解——这个国家创造巨量财富的非凡能力,和长久以来对于权力集中的矛盾心态。“强盗大亨”中最年轻的亨利·福特曾经说历史大致上都是胡言乱语,但他错了。“硅谷国王”们有着从前辈们错误中汲取教训的有利条件,但他们是否在吸取教训就不太好说了。

  押韵的两段历史

  所有的商业巨头都有某些共同点:让自己的梦想成为事实的钢铁决心、对成功的极度渴望,以及他们年事渐高后与自己劳动果实之间的复杂关系。但是,“强盗大亨”与“硅谷国王”之间最大的共同点是:他们都是美国资本主义过去200年历史中的“超人”(德语Übermenschen),他们能够从骨髓里感知未来,将它变为现实——不过有的时候做得太过头了。

  他们最突出的相同点是重塑了文明的物质基础。以利兰·斯坦福和E·H·哈里曼为代表的铁路大亨铺设了超过20万英里的铁路,创造出一个全国市场;安德鲁·卡内基以用途更广泛的钢代替了铁;福特开辟了汽车时代。盖茨试图让电脑进入每一间办公室和每一个家庭;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把有关这个世界的信息置于每一个人的指尖之下;马克·扎克伯格造就了网络社交。当年由于铁路的出现,那些原本默默无闻的公司彻底改变了从食品(亨氏)到洗衣(宝洁)领域的各种商品,而同样地,今天的企业家借助互联网对零售(亚马逊)到交通(优步Uber)的一切进行着颠覆。

  两批人都依靠着规模经济的冰冷逻辑。“强盗大亨”发迹于惊人的创新:福特找到一种能够将汽油更有效地转化为动力的方式。但是,他们真正的天才是能够“规模性放大”这些创新来击垮对手,正如卡内基如言:“降价,抢占市场,然后开足马力”。“硅谷国王”们升级了这种思想。盖茨明白个人电脑将会迅速普及,知道能生产这些电脑的软件来赚钱;布林和佩奇深知,他们的搜索引擎能够为广告商创造大量的受众;扎克伯格发现,脸书能够通过让自己进入占世界人口很大一部分人的社交生活而获利。

  规模经济让“强盗大亨”们可以一边降低价格,一边提高质量。亨利·福特将其T型车的价格从量产第一年的850美元降到了1916年的360美元。到1924年,人们只需花290美元就能买一辆比原来好很多的车。“硅谷国王”们表演了几乎同样的戏法。扣除质量和通胀因素,电脑设备的价格在1959年到2009年的50年间年均下降16%。一部iPhone的计算能力同麻省理工学院在1960年建造的占据整间房的计算机不相上下。

  “强盗大亨”们曾以自由市场之名谴责监管,但实际上,用垄断来形容他们的行为更合适一些。洛克菲勒曾经对石油行业的“毁灭性竞争”及因此出现的过剩和短缺周期表示后悔,并采取措施确保供应的连续性。创建于1882年的第一家托拉斯——标准石油的最初目的是劝说对手放弃对他们公司的控制,以换取一个有收入保障和舒适的生活。“标准石油是一位仁慈的天使,从天而降并说:‘进入方舟吧,交出你们的破船。一切风险都由我们来承担’。”洛克菲勒曾这样写道。

  其他的“强盗大亨”也开始效仿。尽管1890年《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将这些做法视为对自由贸易的抑制而加以明令禁止,但是,大亨们要么让这项立法失去了效力,要么用另一种掌控做法——控股公司绕过了它。到20世纪初,托拉斯和控股公司已经持有美国制造业将近40%的资产。美国商业史学界的元老阿尔弗雷德·钱德勒( Alfred Chandler)曾将美国内战后的100年概括为“10年的竞争+90年的寡头垄断”。

  “硅谷国王”们的垄断要更加容易。他们有时会无视法律——比如谷歌和苹果设立了非正式的协议,以防止互相挖角的大战,也因此饱受批评。但是,一项服务的客户越多,其价值就变得越高——这种“网络效应”意味着,这些行业无论如何都会倾向于垄断。在数字世界中,“另类”常常意味着灭绝。正如贝宝(Paypal)创始人彼得·泰尔(Peter Thiel)在他的书《从零到一》中所言:“所有失败公司都有相同的问题:他们没能逃离竞争。”

  对这两群人来说,商业上的结果都是空前的权力集中。一个世纪前,大亨们牢牢地控制了交通和能源。而如今,谷歌和苹果为90%的智能手机提供操作系统,超过半数的北美人和三分之一以上的欧洲人使用Facebook。相比之下,在五大汽车制造商中,没有一家能够控制超过五分之一的美国市场。

责任编辑:王嘉鹏 | 版面编辑:周东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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