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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敢的劳动新世界

2015年04月30日 16:33 来源于 财新网
更高的灵活性,地点更自由,不做重复劳动——在“新经济”中,人们对工作的很多梦想将更接近于实现,但有不少人会陷入新的忧虑:将来还找得到工作吗?

  【财新网】(克劳斯·齐默曼)摆脱工作地点的束缚是很多人长年以来的梦想。他们希望可以更自由地安排每天的工作,特别是能够更好的分配工作和空闲时间。许多人的另一个梦想则是,不再从事枯燥的、高度重复性劳动。

  这样的世界距离成为现实已经越来越近。然而,人们没有感受到从过去桎梏中解脱的自由。相反地,到处充满着不安,人们提出令人焦虑的问题:我们的工作是不是都没了?更具体地说,我在未来还能有一份工作吗?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担忧遍及世界大多数地方,无论是发达地区还是发展中地区。

  毕竟,现在连中国制造业的关注点都是安装大量工业机器人。其中一个原因是中国劳动力的规模高峰已经过去——长期以来,西方世界的担忧一直是生产线上的工作被转移到往中国。

  如果有谁需要一个警钟,才能明白世界已经发生了多大的改变,那就想想这个吧:中国把自己的未来押注在了机器人上,没有比这更明显的信号了。

  劳工市场的压力在别处也能被感受到。印度很快将成为世界最多人口的国家,这里每年需要超过1000万个新的就业岗位——仅仅为了满足刚进入市场的劳动力的需求。 

  而从全球来看,大学毕业生——无论是来自“富裕”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发现单凭学历已经不足以保证自己获得工作。

  与此同时,机器人不仅会威胁流水线上的工作机会。那些所谓的服务机器人和计算机化也注定会占据一系列行业的机会——从飞机驾驶员和卡车司机,到外科医生和厨师。

  甚至军队(它一直为各种技能层次的年轻人提供稳定工作机会,从前线地面士兵一直到战斗机飞行员)也在改变。 它已经开始更加依赖机器人,从无人驾驶战车和飞机,到网络防御系统和拆弹车。

  现在讨论机器人和自动化时,技术狂热和技术恐惧的态度都有很多。在这个分歧的两端,我们还都有很多实际问题要解决。

  举例而言,对于普及自动的、无人驾驶的汽车,目前有着广泛的愿景。如果你曾经在路上堵车数小时,或者进行过长途的旅行,这听起来的确是个好想法。然而你在读过一些报告之后可能未必还这么想。报告指出如果脱离方向盘和车内明确的方向指示,驾驶员和乘客可能出现晕车症状。你还会听说,这样的车辆可能对保险业造成让人头疼的复杂影响。

  另一方面,像Uber这样的应用服务则带来了独立运作的经营者组成的世界。我已经看到很多美国大学毕业生现在感到财务压力减轻,因为他们可以在晚上和周末做Uber司机来获得收入。

  不过,为消费者和司机创造更多的自由度和可能的潜在价值,并不预示着它已经创造了一个新的财富世界。在这个研究领域,一些最聪明的思想者们——同时也是长期的技术乐观主义者们——现在却在担忧着。他们认为“用更少的劳动创造更多财富”的基本承诺会对就业产生实实在在的负面影响。

  我们目前所掌握的最有力的证据指出,这种状况会对低技术和一些中等技术工人的雇佣产生负面影响。而牛津大学的研究者更是预测,在20年内,所有工作中会有一半受到影响,这也包括了很多被广泛认定为需要高技术水平的工作。为了指导政策制定,我们无疑需要对这些发展趋势进行更加细致的跟踪。

  改变总是令人不安的。我们不确定未来的实际模样,但可以知道某些关键性的转变。与过去四分之三个世纪的常态(至少在发达国家是这样)相比,与一家公司的终生劳动合同,甚至正式的劳动合同本身都会变得越来越少见。

  工作安排上的“非正式”一直被认为是影响发展中国家的现象,但它同样开始在发达国家扎根。事实上,它正在拉平整个地球上的状况。

  这种以非正式工作关系为标志的未来,与很多富裕国家国民习以为常的核心观念背道而驰。而它同样也与发展中经济体里许多人努力奋斗的目标相悖。总的来说,这种全球趋势所造成的最终影响是,与工作相关的风险将更多的被转移到个人身上。

  这对很多地方和世界大多数人口来说都不是新鲜事——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在一些地方,从来也没有可靠的劳工保护或者社会保障。

  在发达国家方面,一些社会对于这种向个人承担风险的转变已有更好的准备——相对于其他一些社会而言。突出例子是美国,它的社会模式——且不论好坏——在吸收与个人生存相关的金融和经济风险时,总是更加强调个人因素。

  这其实也就说明,思维上的转变对于欧洲是更加困难的。他们更加习惯依赖整个社会来化解与个人存亡攸关的风险,而不是依靠个人。 

  于是这就是难题所在:在很大程度上,“新经济”给了人们他们想要的:层级越来越少,灵活性更高,更加以目标为导向。这种以“企业家精神”来行动的本领很有市场,按工作结果而不是工作时间取酬的模式也同样吃香。

  但获取这种灵活性是有代价的。核心问题在于,如何确保这个“勇敢的新世界”不会将原来由公司(和资本)承担的风险全盘转向个人?

  在当下这个时刻,劳动经济学家们对此所能做的最合理假设,并不是工作岗位会减少,而是工作会以不同的形式存在,它们不再是发达世界的人们一个多世纪来已经习惯的那样了。

  我们依旧需要重大的创新,比如找到更加便捷的社会保险方法,使其不再与一家公司的长期劳动合同绑定。与此同时,要做好防范工作,保护个人的退休储蓄金不会受到金融市场剧烈波动的影响。

  伴随着在这个劳动新世界的出现,我们也可以观察到它内在的辩证法。一方面,智能手机让我们破除了工作与休闲之间的形式分界;另一方面,我们现在把工作带回了家——跟字面意思几乎完全一致地,把工作“装进了衣兜里”。

  广为人知的“朝九晚五”模式正在快速地消失,对于很多需要更加灵活日程的人,包括工作的妈妈们来说,这是一种解放。渐渐地,它应该也能够纾解我们的交通,每天两次的“高峰时间”在城市中引起的问题将会越来越小。

  向更灵活工作的转变同样带来新的挑战。灵活的工作可能会过于不可预测,让人们无法可靠地预定其他活动,比如预约医生门诊,或者用业余时间做兼职。

  对于另一些人来说,这种灵活性意味着工作与个人休闲之间的界限被消除了。这会造成不小的焦虑。对于很多习惯于长时间在办公室工作的美国人来说, 他们已经数十年适应了这种工作和休闲间的清晰边界。而对于其他一些国家来说,这还可能变成整个系统的“突然休克”。

  对劳动力和工作场所的变化带来积极和消极因素,我们都需要仔细而智慧地进行平衡。我们应该对完成这个任务有自信。在过去,全世界的经济体曾经应对过更大的变化,以及其所带来的社会压力和扰动。

  回溯到大约125年前,从文学哲学作品和政治演讲里,我们都能看到公众对工业化、机械化和电气化以及它们对社会造成影响的广泛反感。过往时代的变迁,特别是数百万人从乡村向城市的迁移,可以说是翻天覆地的。而其结果是大幅地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创造了更广泛的繁荣。社会适应了一个“新常态”,对数百万人曾在饥饿边缘挣扎的人来说,生活变得更好了。

  即将到来的新变化将带来我们难以想象的新机会。为了实现这一切,发展中国家必须继续转型,而欧洲和北美的经济体必须要适应新的现实。

  这里有则大新闻:这一次,我们人类全体都被包括在重组之中,无论你身在何处。

  (财新记者 李先达 译)

  本文英文原标题为“The Big Trade Off in the World of Labor”。作者克劳斯·齐默曼(Klaus F. Zimmermann)是位于德国波恩的劳动研究所(IZA)所长。财新网经授权翻译发布,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责任编辑:王嘉鹏 | 版面编辑:杜春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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