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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最高法院:被误解的“右派”

2015年06月12日 19:35 来源于 财新网
两位美国学者研究认为,在美国人眼里很倾向自由主义“左派”的美国最高法院,在实际的判决中反而偏向保守主义“右派”一点点;普通人的这种错判里有着各种玄机

  【财新网】(斯坦福商学院— Lee Simmons)美国的最高法院与这个国家的核心部分脱节了?许多保守派人士是这么认为的。对于某些人来说,这种说法甚至有点太客气了。

  电台节目主持人马克•列文(Mark Levin)曾在2005出版了《黑衣人:最高法院如何一步步毁灭美国》一书,他将最高法院描述一项“恶魔般”秘密计划的工具,用于把精英式的左派自由主义议程强加于这个国家。

  (译注:美国社会认知中的“左”和“右”与中国的区别较大,“左”一般指与民主党思想接近的自由主义,有时也包括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等,“右”一般指与共和党思想接近的保守主义和自由市场自由派等)

  此类异议中的常见指控是“司法能动主义”,即最高法院越过司法和立法的界限,直接从法官席进行立法。在实际讨论中,“司法能动主义”这个词经常被自由派和保守派双方拿来当枪使。在2013年最高法院废除选举权法案(Voting Rights Act)核心条款的时候,就连该院的女性大法官金斯伯格都称此事“展示了令人震惊的司法能动性”。去年10月,在最高法院拒绝复审五个州同意同性婚姻的判例时,列文将其称作“司法暴政”。

  斯坦福商学院政治经济学教授尼尔•马尔霍特拉(Neil Malhotra)说,由于最高法院的九名法官不经选举,而是由总统直接任命并终身任职,它非常容易遭到攻击。“制度设计者的初衷是将司法和政治压力隔绝开来。然而一些学者表示,正因为如此,在民众眼中司法机关的合法性是脆弱而暂时的的,常常取决于它对主流观点的顺应程度。

  如果这是真的,那么普遍观点认为法院“左倾”确实是有问题的。不过这种看法准确吗?马尔霍特拉与得克萨斯大学的史蒂文•杰西(Stephen Jessee)决定解决这个问题。他们设计了一套量化意识形态的方法,应用在1500个主题上,对最高法院自2005年到2010年间的情况进行了研究。

  结果如何呢?“最高法院和社会主流思潮相当接近,”马尔霍特拉说,“但是稍微偏右了一点。”

  此外,马尔霍特拉还发现,意识形态上与法院越接近的人,越支持信任法庭的决定,但这些人在支持法庭保护少数人权益方面认可度更低。这是因为中立派的公民更希望法庭保持平衡和居中。但由于他们持有多数派的观点,因而对于少数人群的权益问题更加不敏感。

  同一项检验

  “自由主义法院”这种迷思出现的一个原因在于:无法用每个人都认可的标准来进行检验。一个人觉得略微自由主义的观点,在另一个人看来可能是激进到危险的程度。由于如今有太多的人从党派性电视台(partisan channels)获取新闻,每一派的人们都会认为自己的观点更加接近社会中心。

  为了绕开这个问题,马尔霍特拉和杰西选择了最高法院在2005年到2010年间的十个案件,它们覆盖了一系列不同的议题,问受访者自己会做出怎样的判决。这样就把受访者和法庭放在同样的标尺上,然后以受访者同意或者不同意法庭观点的比例,来测出人们和法庭的“意识形态距离”。

  他们得出的结果是,64%的受访者都比法院更倾向自由主义;人群的中位数和法院的位置非常相近,但依然稍稍偏左。

  马尔霍特拉强调,测算用的标尺本身没有什么意义,重要的在于相对位置。“你不能说法庭到底是自由派还是保守派。但是你可以客观地回答一个问题:最高法院是否具有代表性?大体上它确实是有代表性的。最高法院的观点要比民众稍稍偏保守一些,但是大家和法院判决的差距基本都在一个标准差之内。”

  研究者同样把几位大法官的位置标了出来。毫不意外,索托马约尔大法官(Sonia Sotomayor)和托马斯大法官(Clarence Thomas)一个在最左,一个在最右,他们两人的意识形态距离要远远大于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整体距离。

  “肯尼迪大法官(Anthony Kennedy)还是相当居中的。”马尔霍特拉说,“他60%的时候投票偏保守主义,40%的时候偏自由主义。作为中间投票者,他就是那张摇摆票(swing vote),基本上他的决定就成了最高法院的决定。实际上,我们发现一个普通人(average person)的投票选择和肯尼迪基本一样。”

  对法官的误解

  以上所说的,和我们多数人一贯的观点不太相符。研究对象被要求给出自己对最高法院表现的评估。只有41%的人认为它的立场“差不多可以”;33%的人认为它过于自由主义;26%的人则认为其过于保守。当然,各人观点与其党派认知(民主党、共和党或独立派)紧密相关。

  但马尔霍特拉和杰西接着做了一件有趣的事。他们将受访者对最高法院的评判与他们自己在意识形态标尺上的位置(通过上面所说的10个案件测算)进行了对比。

  结果是令人震惊的:大部分受访者都能准确地判断法院和自己意识形态的相对位置(即最高法院在自己的“左边”还是“右边”),但在未能做出准确判断的人中,认为法庭“左倾”的要比认为法庭右倾的人多上十倍。在比最高法院还要偏“左”的人当中,居然有17%认为是最高法院太“左”了。

  研究者们还发现,共和党人比民主党人更容易误判。有三分之一的共和党受访者自己比最高法院更倾向自由主义,但这其中有一半人认为法院过于偏向自由派。这种偏见在独立派人士中也很明显:18%的比法院偏“左”的人认为法院太自由主义,比法庭更右的人里却只有2.5%认为法庭过于保守。

  偏见如何形成

  上面这种情况是怎么发生的呢?无知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在那些无法回答最基本公民问题(譬如“大法官是怎么选出来的”或“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是谁”)的人中,误判法院偏向自由主义的几率是普通人的两倍。

  马尔霍特拉认为,年龄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因为年龄大一点的人会回忆起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当时沃伦大法官(Earl Warren)主导着一个激进自由主义的最高法院。

  不过归根结底,“自由主义法院”这个迷思是右翼舆论领袖和政客不断“传教”的结果。像任何建立共识的过程一样,不断的重复灌输要比真实性更重要。“你打开收音机,他们就在不断攻击最高法院,说它过于自由主义,过于激进。”马尔霍特拉说,“我们的研究报告显示出这种手段确实有效。”

  这并非是说列文、林博(译注:Rush Limbaugh,另一位知名的美国右翼电台主持人)和其他敲着愤怒战鼓的“文化战士”们不是出于本心而行动的。人类倾向于有选择地关注那些冒犯我们的事物,这很容易就扭曲了我们的观点。而媒体报道也没帮上什么忙。

  “现任的罗伯茨法庭(译注:John G. Roberts,现任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在刑事案件和商业犯罪案件上基本都偏向于保守。”马尔霍特拉说,“但是没有人听说过这些案子。”他认为,与此相反,法庭做出的偏向自由派的、为数不多的判例——比如“奥巴马医保”和同性婚姻——都被各家媒体逐字逐句地重点关注。“我们挑选的十个案件代表了一个整体——它们是一套随机样本。但是媒体报道的可并不是随机样本。”

  法院怎样居中

  最高法院的形象麻烦可能很难在短期内解决。它在奥巴马医改上还有一个重大的裁决要做,同时还将要裁决同性伴侣结婚是否符合美国宪法。很多人认为,变革的动能和来自州一级的压力会让同性婚姻得到认可——当然了,那位撰写多数意见的依然会是肯尼迪大法官。

  马尔霍特拉对此表示同意。他认为这显示了公众意见如何影响法院——但不是被公众意见裹胁,而是尝试着弄清楚社会对某种变化是否做好了准备。近期接受采访时,金斯伯格大法官被问及一些州拒绝接受同性婚姻裁决的可能性,她的回答是:“我认为这(拒绝的可能性)值得怀疑……人们在这件事上的观念转变已经非常巨大了。”

  这份研究报告也指出了一些风险。“最高法院有时是会引导公众观念的。”马尔霍特拉就此举出的例子是沃伦法庭时期的“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案”(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1954年做出的该裁决终结了校园内的种族隔离。“法院说这是正确的做法,人们就此做出了调整。但是法院还是得找到行动的正确时机。”

  如果法院错了,会有什么后果呢?看看1973年著名的“罗伊诉韦德案”(Roe v. Wade)吧。“在这次裁决之前,堕胎其实还不是一个党派问题。”马尔霍特拉解释说,“很多人认为,到1980年代中期,堕胎会在50个州都合法化。但是最高法院在这件事上介入太早,用力过猛,是法院激发出了反堕胎运动,让它直到四十年后的今天还是一个具有政治号召性的话题。”

  这里的教训是:当社会变革自下而上兴起时,它是难以战胜的,没有交锋的前线,也没有明显的对手;而当变革是自上而下,并由一群并非民选的“穿法袍的政客”(保守派经常如此描绘大法官)来发起时,抗议者连起口号都不用费太多心思。

  在去年10月,马克•列文就是这样抨击即将做出的同性婚姻裁决的:“那些左派如果没法通过正常的民主程序获胜,就会利用官僚制度和最高法院,把他们的意志强加在我们头上。问题不在于你是否支持同性婚姻;问题在于你是否相信程序正义、相信一个立宪的共和国、相信人民的意志。”

  这当然是党派争斗的蠢话。最高法院存在的意义之一,就是表述立法中的少数人权益,并保护其不受多数人群侵害。(在为废除某些金融类法案游说时,保守派就没有这么着急上火了)

  但列文的措辞让我们看到,观点的不同可以很快演变成对最高法院合法性的挑战。这种挑战重要吗?或者只是一种政治噪音?按照马尔霍特拉和杰西的研究成果,这种偏见下的指责是会影响公众看法的,至少会降低对最高法院的信任和认可度。一个未来的研究课题,则是它会否影响法庭的决策。

  然而马尔霍特拉认为,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会一直念及自己将留下怎样的遗产,而且他们也非常清楚:逃避当今时代中的大议题并不符合这个机构的地位。总会有人提出这样或那样的抗议,但根据这份研究,只要法庭的裁决和公众意见大体上相符,那些中伤只会来自意识形态中最边缘的人群——不管我们自己的认识与此有多么不同。

  (财新实习记者 杨思羽 译)

    原文链接:http://www.gsb.stanford.edu/insights/neil-malhotra-debunking-myth-liberal-supreme-court

    本文由斯坦福商学院(Stanford 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授权提供,未经书面许可不得部分或全文翻印、转载。

责任编辑:王嘉鹏 | 版面编辑:王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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